酒实在是妙。几杯落肚之后就会觉得飘飘然、醺醺然。平素道貌岸然的人，也会绽出笑脸；一向沉默寡言的人，也会议论风生。再灌几杯之后，所有的苦闷烦恼全都忘了，酒酣耳热，只觉得意气飞扬，不可一世，若不及时知止，可就难免玉山颓倾，呕吐纵横，甚至撒讽骂座，以及种种的酒失酒过全部的呈现出来。莎士比亚的《暴风雨》里的卡力斑，那个象征原始人的怪物，初尝酒味，觉得妙不可言，以为把酒给他喝的那个人，是自天而降，以为酒是甘露琼浆，不知是人间所有物。美州印第安人初与白人接触，就是被酒所倾倒，往往不惜拿土地和人以交换一些酒浆。印第安人的衰灭，至少一部分是由于他们的沉湎于酒。

　　我们中国人饮酒，历史久远。发明酒者，一说是仪逖，又说是杜康。仪逖是夏朝人，杜康是周朝人，相距很远，总之是无可稽考。也许是酿制的原料不同，方法不同，所以仪逖酒未必是杜康的酒。尚书有《酒诰》之篇，谆谆以酒为戒，一再地说“祀兹酒”（停止这样地喝酒），“勿彝酒”（勿常饮酒），想见古人饮酒早已相习成风，而且到了“大乱丧德”的地步。三代以上的事不可考，不过从汉起就有酒榷之说，以后各代因之，都是课税以裕国帑，并没有寓禁于征的意思。酒很难禁绝，美国一九二○年起实施酒禁、雷厉风行，依然到处都有酒喝。当年笔者出纽约，有一天友人邀我食于某中国餐馆，入门直趋后室，索五加皮，开怀畅饮。忽警察闯入友人止予勿惊。这位警察徐徐就座，解，锵然置于桌上，索五加皮独酌，不久即伏案酣睡。一九三三年酒禁废。直如一场儿戏。民之所好，非政令所能强制。在我们中国，汉萧何造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此律不曾彻底实行。事实上，酒楼妓馆处处笙歌，无时不飞觞醉月。文人雅士水边修禊，山上登高，一向离不开酒。名土风流以为持螯把酒，使足了一生，甚至于酣饮无度、扬言“死便埋我”，好像大量饮酒不是什么不很体面的事，真所谓“酗于酒德”。

　　对于酒，我有过多年的体验，第一次醉是在六岁的时候，侍先君饭于致美斋楼上雅座，（北京煤市街路西）窗外有一棵不知名的大叶树，随时簌簌作响，连喝几盅之后，微有醉意，先君禁我再喝，我一声不响地站在椅子上舀了一匙高汤泼在他的两截衫上。随后我就倒在旁边的小木炕上呼呼大睡，回家之后才醒。我的父母都喜欢酒，所以我一直都有喝酒的机会。“酒有别肠，不必长大”，语见《十国春秋》，意思是说酒量的大小与身体的大小不必成正比例，壮健者未必能饮，瘦小者也许能鲸吸。我小时候就是瘦得如一根绿豆芽。酒量是可以慢慢磨练出来的，不过有其极限。我的酒量不大，我也没有亲眼见过一般人所艳称的那种所谓海量。古代传说“文王饮酒独钟，孔子百觚”，王充论衡语增篇就大加驳斥，他说：“文王之身如防风之君，孔子之体如长狄之人，乃能堪之。”且“文王孔子乃率礼之人也”，何至于醉酗乱身？就我孤陋的见闻所及，无论是“青州从事”或“平原督邮”，大抵白酒一斤或黄酒三五斤即足以令任何人头昏目眩粘牙倒齿，惟酒无量，以不及于乱为度，看各人自制力如何耳。不为酒困，便是高手。

　　酒不能解忧，只是令人在由兴奋到麻醉的过程中暂时忘怀一切。即刘伶所谓“无悠无虑、其乐陶陶”。可是酒醒之后，所谓“忧心如醒”，那份病酒的滋味很不好受，所付代价也不算小。我在青岛居住的时候，那地方背山面海，风景如绘，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是最理想的卜居之所，惟一缺憾是很少文化背景，没有古迹耐心寻味，也没有适当的娱乐。看山观海，久了也会腻烦，于是呼朋聚欢，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宴，豁拳行令，三十斤花雕一坛，一夕而罄。七名酒徒加上一位女史，正好八仙之数，乃自命为酒中八仙。有时且结伙远征，近则济南，远则南京，不自谦抑，狂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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