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士，湖北麻城人。一说是陕西人，可能有误。本名圆箓，又作圆禄。大约出生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死于民国二十年（1931）农历四月十八日，八十多岁，可谓高寿。从他后来的经历可以表明他大概出身于农家，家境也不会太好，小的时侯读过几年书。以后家乡连年闹灾荒，据《麻城县志》记载，咸丰六年（1856）因为夏季闹干旱，庄稼几无收成，米价飞涨，饿死人之事极为普遍。因此可见王道士的童年生活并不会太美好，从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斯坦因给他照的照片中可以看到，王道士身体矮小，也不结实，正是他从小就营养不良的反映。后来他又因为天灾人祸而逃出家乡，来到西北的河西走廊的酒泉一带。清光绪初，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退伍之后，或无家可归，或想到自己的童年与逃难经历而不想回家，也没有合适的事情可做，在那个年月象他这样的人连吃饱肚子都成问题。于是他想出了一个最好的办法，在当地出家受戒为道土，师傅是一个名为盛道的当地道士，给王道士给了个道号，叫法真。 　　出家当了道士，本该安静地过下去，可是后来他又不满足于现状，也是因为他自己习惯了流浪生活，离开酒泉，向西云游，来到敦煌莫高窟，时间大约在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之所以选择在本来是佛教重地莫高窟住下来，一是因为当时的莫高窟已经是非常的萧条，一片荒凉，但是寺院的香火还是时而接续；二是莫高窟毕竟是个出家人生活的好地方，因为有老百姓的供养与施舍；同时，大概也是因为莫高窟所在地环境清静优雅，在他经过多年的漂泊与流浪生活，没有亲人，狐身一人，衣食无靠，人已半百，体质下降，很想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度过残生。于是莫高窟成了他最为理想的地方，更何况对他来讲，虽身为道士，那毕竟只是在当时没有办法的权宜之计，而且当时的敦煌老百姓也佛道都信，于是王道士就大模大样地呆在莫高窟。 　　王道士走进莫高窟的时间已近不惑之年，看到神圣宝窟无人管护，一片残破，受到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使他自觉自愿担当起了"守护神"的重任。他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 　　此时的莫高窟主要的管理由互为隔墙邻居的“上寺”和“中寺”的僧人看管，但是当时这二个寺院的僧人主要是属于藏传佛教系统的，对属于显教的洞窟没有多大的兴趣，因此莫高窟完在大自然的风吹日晒雨淋之中，一片残破的景象。这一点正为王道士进入莫高窟，并充当住持创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他以修窟补佛的名义，当然也不能排除他对佛教的信仰的可能性，以及对莫高窟重要性的一点点认识，在莫高窟南区洞窟北头的“三层楼”对面选了一块地方盖了几间茅屋住了下来，并每天扫窟，也外出到城里乡下化缘。渐渐地他和当地的士绅百姓熟悉了，有了交往，自己的身份地位也在敦煌与莫高窟确立了起来，因此参见了于1906年完工的由敦煌当地乡绅操办的莫高窟“三层楼”的重修工程。此时王道士摇身一变成了敦煌的名人，公然以“莫高窟主持”的身份自居。于是在他就觉得有必要为自己建一处可以代表自己身份地位的建筑，这时他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道士，便用老百姓施给他的用于修缮佛窟的香火钱，建了一座在当时敦煌来说是相当气派的建筑，即莫高窟道观“三清宫”，欲称“下寺”，在佛教圣地莫高窟公然堂而皇之地供起了道家三尊像，花的是敦煌老百姓施入佛窟的钱，似乎有些荒堂，让人总觉得多少有些欺骗的味道，也无法相信，但这就是事实，由此也可以看到莫高窟在当时的衰败，是与我们国家的处境一样，真是可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对王道士来讲，作为莫高窟主持固然也完全可以够他了却残生，但更幸运的事情等着他，藏经洞的发现，完全改变了他多难的命运，也使我们今天不得不去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他记录，为他书写。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说必然性，是因为他走进洞窟，雇用人员清理洞窟中堆积多年的淤沙，踏踏实实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只有清除淤沙，藏经洞的洞门才能显露出来。说偶然性，是因为王道士当初清除洞窟淤沙，不是为了要发现什么，而是为了保护洞窟，发现藏经洞完全是偶然的。雇敦煌贫士杨果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夏秋间，朝山进香者络绎而至，命杨于今第1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代写醮章，兼收布施，登记入帐。光绪二十六年（1900）初夏，杨某坐此窟甬道内，返身于北壁磕烟锅头，觉有空洞回音，疑有秘室，以告圆禄，于是年五月二十五日半夜相与破壁探察，发现积满写卷、印本、画幡、铜佛等的藏经洞。三十二年，他于藏经洞所在之大窟前修建三层楼阁，有《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记》记其事。 　　可以说，无论什么人发现藏经洞都是一种贡献，都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发现。因为藏经洞的发现就预示着敦煌学的产生。王圆箓，发现了藏经洞同样有功，而不能视为过错。至于有人说应该在某个时代发现合适，那纯粹是一种主观主义的一厢情愿。试想，假若在十年浩劫中发现世藏经洞，其后果又怎样呢？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他都一一向当地官方报告了藏经洞之事，也为他们送去了可以亲眼一观的宝物，一些在当地为官者和相互有关系的官员多有得到，文人老爷们只是玩玩，没有一人重视，得实惠者大有人在，如廷栋、汪宗翰、叶昌炽之流者，小到敦煌县令，大到甘肃省学台，可是对藏经洞遭劫的命运无济于事。 　　藏经洞这样一个深藏于佛教石窟中的宝库为什么被一个道士发现、盗卖？这个问题称不上谜，但怎么想都觉得不可思议。清末的敦煌，已经大大衰落了，无法和前代相提并论。敦煌历史上的辉煌，大率因为地处丝绸之路的要道之上，商旅往来如织，而且又扼河西走廊咽喉，在军事上也据显要地位，历来是边事重镇。因此，带动了经济、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唐代之时，富商大贾云集敦煌，每天的集市分朝市、昼市、夜市三次，其兴隆繁华可想而知。而明清时代，中国外销商品转以茶、瓷为大宗，而丝绸的地位一落千丈。加上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航路的开拓，海上丝绸之路已一举取代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地位。这个过程从五代时就渐露端倪，到明朝关闭嘉峪关跌至谷底。相应地，随着商旅的凋敝，敦煌的落寞，莫高窟也衰败了，寂寂无闻地处于莽莽荒凉的戈壁滩腹心，不复当年佛教圣地的兴盛与荣光。而曾经信众云集的窟寺，也落了个烟火断绝。王道士没有雄才伟略，挽狂澜于既倒，但是一个勤快而狡黠的人。就是这样，一个道士担起了四方化缘、集资整修莫高窟的责任。他没有那般的慧眼，识得藏经洞中物件的无价；只是借机为自己牟取最大的利益。据斯坦因的传记看，王道士在向他倒卖文物时，心里还是很恐慌的，不过斯坦因稍作矜持，王道士就妥协了。众所周知，王圆1?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道士，而莫高窟又是佛教圣地，历来都是佛教徒活动的地方。然而，世事就是这样捉弄人，偏偏把一个道士安排在佛窟里，让太上老君的弟子为释迦牟尼效犬马之劳，这阴差阳错的安排委实古怪离奇。更令人不解的是，不知是王圆箓道士的行为感动了佛祖，还是无意的安排，佛窟里的秘密却让一个道士来发现，奇人遇奇事，出现了戏剧性的结果。 1907年斯但因第一次来到莫高窟之时，王道士已伴随藏经洞又度过了7个春秋。在这7年中，除官员拿走部分经卷外，王道士对藏经洞看守得很紧，散失的卷子很少。斯坦因为了看到日夜盼望的藏经洞，想了很多办法接近王道士，但王道士避而不见，弄得斯但因束手无策。后来他了解到王对唐玄奘非常崇拜，便把自己装扮成唐玄奘的信奉者，并欺骗王圆，说他是沿着唐玄奘西天取经的路来的，这一招很灵，是宗教信仰把他们的思想沟通了，所不同的是，王道士是一个真诚的信奉者，而斯但因显然只是为了达到骗取藏经的目的。 　　据分析，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坦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按理说，斯坦因走后就应该引起中国人的重视，尤其应该引起官方的注意。然而，中国的官方毫不在意。官方的态度使王道士更加放心地可以随意出售藏经洞的文物。1908年法国的汉学家伯希和来到了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卖走6000余件写本。由于伯希和精通汉文，所以他挑选的卷子更有价值。伯希和将这些遗物运往法国时，在北京将其部分卷子装裱，并且在六国饭店展览了这些文物。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又从王道士手中卖走经卷600多件，装满了5大箱。在此期间，日本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等人先后从莫高窟买走了不同数量的经卷。这些人如此行事，也从来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当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学者不远万里来到莫高窟探宝，可不知中国的学者都到哪里去了。 　　敦煌卷子流散于国外，自然是伤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心，站在民族利益的角度去看，这是一个损失。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流散于国外的敦煌卷子都是由国家级的博物馆、图书馆收藏，并得到妥善的保护，无一损坏现象。而中国则出现了另一种现象。在1907年斯坦因到来之前，无论王道士怎么呐喊都无人重视，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因此，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卷子流失严重。有人拿着求官，有人拿着卖钱，有人纳入私囊。可以说，这是敦煌卷子自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1910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即便“十年浩劫”中敦煌本地也曾有一捆捆经卷在抄家时被抄了出来，其下落可想而知。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圆箓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所以，当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道士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在王道士看来，他宁肯把全部卷子卖给斯坦因完整地保存起来，或是由他自己保管，也不愿让卷子受此劫难。究竟是谁保护了敦煌卷子，又是谁损害了敦煌卷子，王道士自有他的看法。 　　但是到华尔纳来到莫高窟时，王道士的心情与做法就完全不一样了。北京大学的陈万里先生在他随华尔纳第二次赴敦煌“考古”的《西行日记》中有相关的记载，从中我们可以窥知一二，他在1925年5月10日记到：“翟荫君在肃州复新雇一周姓木匠，同人咸呼之为老周。老周前年曾随华尔纳、翟荫二君赴肃州北黑城子及敦煌佣工数月。今日告我华尔纳君在敦煌千佛洞勾留七日，予道士银七十两，作为布施。华经洋布和树胶粘去壁画得二十余幅，装运赴京，周之助力独多，特附记于此。”当时藏经洞已空空如也，王道士手中的存货也早已销售一空，华尔纳便转移目标，盯上了莫高窟洞窟中的壁画和彩塑，他给王道士一点小礼物，施舍一点银钱，王道士就对华尔纳粘贴破坏壁画和搬走彩塑视而不见，一点点也不心疼，是怀他所倡导的修补佛窟、推沙扫窟，并不断以保护千佛洞而向老百姓化缘的行为完全背离，因为华尔的行为完全是破坏的强盗多做法，从某种程度与情形上来讲是与其它各西方盗宝者有所区别。华尔纳在第二次的考察计划中就有整窟的搬迁计划，甚至想让莫高窟成为空洞，毫无价值，其狼子野心可谓昭然，强盗的咀脸也挣狞可恶。王道士居然仍对此可以熟视无睹。 　　综观王道士的一生，童年与少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饥饿与凄楚中渡过，中年浪际天涯，无奈在兵营偷生，又没有办法蓄发为道，虽然后来在莫高窟风云一时，但是终归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并不是积功积德的事情，洋人们最终还是一次次地欺骗了这个精明的湖北佬，特别是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唾骂。当地老百姓可以把华尔纳从敦煌赶跑，那就同样可以把出卖了藏经洞宝藏的王道士逼疯，事实上王道士晚年确实疯了，或至少是因为他的罪行而不得不靠装疯卖 才度过晚年。陈万里在《西行日记》1925年5月26日条中记有华尔纳第二次敦煌考察事时有记：“千佛洞分上、中、下三院，下院为盗卖古物已十余年之王道士所居。二十日在月牙泉席上，据说王已得精神病。此次往游千佛洞时，闻余等至，即趣避他往。询之庙祝，亦谓精神尚好，则前日之传言有精神病者，或冀免官厅之惩办欤？”另外，1926年12月26日华尔纳给斯坦因写的信中说到：“只能找互一丝真实的影子，那就是我曾经给王道士赠送了一点银钱，只有75两，可是这个数字也被夸大到10万银圆，村民们因此去找王道士，要求和他分享这笔钱。王道士当然拿不出这笔现金来，于是村民们就以死来威胁他。王道士只能装疯卖傻，才躲过了这场灾难。翟荫去敦煌的时侯，随身带着我过去的翻译员，这位翻译员在前一次随我访问敦煌时对王道士极为友好。但是此时王道士竟然不认他，躲得远远的！”王道士晚年之凄惨景象，与此可见。 　　1931年这位千古历史人物终于摇摇摆摆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毕竟他在莫高窟还是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几个忠实的弟子，他的徒子徒孙们如赵明玉、王明发、姚明善、方至福等把他葬在了莫高窟大泉河东岸的沙滩上，也为修建了一个很有气派的土塔，并立了一个功德木碑。这个塔在今天成了莫高窟一景，无论是作为功德塔，或纪念塔，或王道士的耻辱柱，都成了历史的记载。王道士以一个卑微之身，无论如何是可以满足了。 　　藏经洞自1900年发现，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王道士苦守莫高窟30多年，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本不属于他的圣地，辞世也已70多年了。如今，莫高窟一片兴旺，敦煌学遍及全世界。按道家的戒律，道士死后不该建塔，舍利塔只是佛家的专利。然而，王道士走进佛窟，入乡随俗，他的徒子徒孙为他修建了这座莫高窟最高最大的塔，墓志上记录了他的功德。当我们看到佛家之地高高矗立的这座道土塔时，心里有难以言状的感慨。但愿我们正视那段历史，对王道土有公正的评价，以慰他在天之灵。王道士是一位平平常常的道士，但他的人生经历并不平凡。他是个文盲，在他的一生中不仅与普通百姓经常接触，而且与不同阶层的官员也打交道。不同寻常的是，他与斯坦因、伯希和这样著名的学者周旋时，不卑不亢，处事有序，实在不容易。作为一个人错误是难免的，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以好与坏这样极端的词语评价一个人，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功过是非应该明确。王圆箓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我们不能以一个完人的标准去审视他。如果站在历史的角度去看待历史问题，或许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在评价王道士对于如何处理藏经洞文物的行为上，笔者建议应当更多地考虑王道士的“经济利益”与“虚荣心理”，特别是王道士创建“三清宫”的这两方面因素与1907斯坦因金钱对王道士的强烈刺激及这一次交易对王道士的影响与极大的腐蚀作用，特别是在王道士为三清宫正四处筹集经费时，使本来谨慎的王道士不顾一切的与之积极配合。而此前他所进行的都是一卷两卷的极小数目的行贿与受施活动。因此在此之后，1909年伯希和来时便极易得手，以致于这些有钱的“大人”们每次都会满载而归。而政府抢运之时王道士却又偷出部分私藏起来，售给“老朋友”斯坦因等人，这时的王道士前后判若两人，利欲熏心，且有恃无恐，让人难以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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