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岭南为外来宗教入传中国的第一站，同时又是中外宗教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这得益于岭南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由于岭南地区濒临南海，从汉代开始，海上交通就十分发达。广州一直是中国一个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即使是明清海禁时期，厂州仍保留着“一口通商”的特殊地位。这就使得包括宗教在内的外国文化得以最早进入岭南。佛教虽然被认为最早是于汉代通过西域由陆路传入中国的，但交广海路仍是佛教入传中国最早的途径之一（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佛教由交广海路传入中国较从西域陆路传入中国的时间更早。见《学术研究》1990年第5期曹旅宁文），且影响更大。据《牟子理惑论》所记，东汉末年岭南的佛教已经相当兴盛。如果佛教不是传入时间较早的话，这种兴盛是不人可能出现的。六朝时期，就有不少来自外国的僧人进入岭南后，又转而北上建康等地传教，其中见诸文字记载、较为著名的就有昙摩耶舍、求那罗跋陀、达摩、真谛等；至唐代；又有南天竺国密宗僧金刚...

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在今江苏省）人，生于晋武帝太康四年（283年）。他出身官宦之家，其从祖葛玄为丹鼎派师祖左元放之弟子。葛洪年轻时相信仙道学说，师事术士郑隐和南海郡太守鲍靓，后留居广州，入罗浮山炼丹，终其一生。他的“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为《抱朴子》内外篇。“《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攘灾却祸，属道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葛洪在《抱朴子》中，除了多方面地论证神仙之存在、可信、可求外，对各种方术都作了宣扬，对长生不老药的采集与制作方法、金丹烧炼法等，都作了较具体的阐述。他还列举了天仙、地仙、尸解仙等之类别，列举了道经、神符之名称，可以说是集神仙思想及方术之大成，蔚然形成了金丹道教的神学理论体系。葛洪的丹鼎派仙道理论的集中提出，特别是对神仙可成的论证，充实了道教理论；他对学仙修道可以不废世俗事务，特别是对儒道可以调和、互相补充的...

岭南的佛教，最先是从海路传入的。汉代，岭南的对外交通已经很发达，交趾成为东西海程的中心，商业也因之十分繁盛。佛教也随着商业贸易而传入岭南。当时，佛教发源地天竺，“其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有些人还因此居留在当地。如东汉末出自岭南交州的高僧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母商贾移居交趾”。岭南的佛教，最先是从海路传入的。汉代，岭南的对外交通已经很发达，交趾成为东西海程的中心，商业也因之十分繁盛。佛教也随着商业贸易而传入岭南。当时，佛教发源地天竺，“其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有些人还因此居留在当地。如东汉末出自岭南交州的高僧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母商贾移居交趾”。由于东汉中叶以后，西域与中国内地的交通并不通畅，佛教的东传中国及中国僧人的西行求法，主要是取海路而行，岭南交广地区便成了海外佛教东传中国、中国僧人西行求法的重要桥梁。从三国至南朝梁，海外僧人由海路...

一、发展概况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英国伦敦传道会的马礼逊来到广州传教，为第一个进入中国传教的基督教传教士，伦敦会亦成为第一个进入中国的西差会。其时，清政府禁止外国教士在华传教，马礼逊遂供职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在华居留的合法身份，得以往来于广州、澳门之间，暗中进行传教。马礼逊开始时直接在民间布道，但不久即发现这种方式效果不佳，遂转而致力于翻译《圣经》并编纂《华英字典》。至嘉庆十九年，马礼逊译成《新约圣经》，并在广州出版，又得印刷工人蔡高入教，为第一个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人。嘉庆二十一年，马礼逊的助手米怜于马六甲为梁发（广东高明人）洗礼。梁发于道光三年（1823年）回粤传道，著有《劝世良言》、《救世录摄要略解》等书，自行刊印发送，成为第基督教宣教师。稍后，有麦部思、郭实腊、裨治文、卫三畏、伯驾等外国传教士来到广东。伯驾于道光十五年在广州开设一所眼科医局，又同裨治文等组织医药传道会，进行隐蔽...

农历八月二十五日，是传说中的“日娘诞”。过去每逢这一天，顺德市一带的妇女，总要聚集在一起，买些香烛果品，到东门外致祭，说是纪念日娘诞辰。这位“日娘”是谁？据《顺德县志》记载：“顺德俗每于岁之八月二十五日，妇女群为日娘称祝，识者笑其不典；盖日而又娘故也。然据故老相传，则别有帮故实。先是东门外，有某妇名日娘者，素工刺绣，女子从学者多，既死无子，其徒弟相率于其生日致祭，八月二十五日，即其生日，故他县皆无之。因其为女红师，故其祀事一邑也。”由此看来，这“日娘”并不是什么神，也并非“日娘娘”，她乃是一位刺绣大师。顺德大良一带的人说得更具体，说她姓陈，日娘是她的小名。家住大良东门城外，无儿无女，当时不少妇女跟她学艺，拜她为师，后来她死了，妇女们怀念她，便在她生日那天拜祖追念，年复一年，日渐神化，后人就以为日娘是神了。拜日娘的风俗，一直续到解放前夕，解放后逐渐废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