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发展概况

    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英国伦敦传道会的马礼逊来到广州传教，为第一个进入中国传教的基督教传教士，伦敦会亦成为第一个进入中国的西差会。其时，清政府禁止外国教士在华传教，马礼逊遂供职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在华居留的合法身份，得以往来于广州、澳门之间，暗中进行传教。马礼逊开始时直接在民间布道，但不久即发现这种方式效果不佳，遂转而致力于翻译《圣经》并编纂《华英字典》。至嘉庆十九年，马礼逊译成《新约圣经》，并在广州出版，又得印刷工人蔡高入教，为第一个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人。嘉庆二十一年，马礼逊的助手米怜于马六甲为梁发（广东高明人）洗礼。梁发于道光三年（1823年）回粤传道，著有《劝世良言》、《救世录摄要略解》等书，自行刊印发送，成为第基督教宣教师。稍后，有麦部思、郭实腊、裨治文、卫三畏、伯驾等外国传教士来到广东。伯驾于道光十五年在广州开设一所眼科医局，又同裨治文等组织医药传道会，进行隐蔽的传教活动。由于清政府禁教，而中国的民众对于基督教尚持杯疑的态度，故这一时期基督教在岭南的传教收效甚微，一些传教士在岭南居留不久即离去。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相继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医院、学校等，进行传教活动。于是欧美各国教士大批进入广州，建教堂、开医院、办学校等，进行公开的传教活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已有7个差会的教士来到广州传教，即英长老会、浸信会、伦敦会、巴色会、循道会、美长老会、浸礼会。至咸丰十年（1860年），广东全省设有12个传教总会，教徒有2000余人。

    咸丰八年（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传教士得以自由进入内地传教，往来无阻，且得官府的保护，英圣公会、约老会、德信义会、瑞美会、基督同寅会、德长老会、宣道会等差会纷纷进入岭南建立传教事业。广东境内东、西北三江地带都有外国教士传教的足迹，巴色会甚至深入到粤东客家和福佬地区。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香港、广州、汕头、肇庆、英德、北海等地设有传教总会达30余处，其余各市、县设立分会基址达百余处，全省教徒已达13000余人，韶州、廉州、阳江、德庆、罗定、海南等较为边远的地区被辟为新宣教地，基督教势力网布全省。

    随着外国差会在岭南势力的日益扩大，一些华人牧师不满于基督教事业被外国教士把持，开始试图摆脱外国差会的控制，实行自立自传。同治十三年（1874年），华人牧师陈梦南、杨海峰等在广州创办潮音街华人宣道堂（后发展成兴华自立会，由华人传教，揭开了华人自立教会运动的序幕。光绪七年（1881年），长老会牧师关就光等也因对外国传教士不满而另树旗帜，创立华人长老自理会（后称广东长老传道会），建教堂、办会刊。由旅美华侨基督徒组织的中华纲纪慎自理传道会、华人美以美自理传道会亦先后于光绪二十年、光绪二十七年在广州建立教堂，开展教务。此外，还在广州设有神道学校，以训练华人传教人才。

    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至民国15年（1926年），为基督教在岭南的发达时期。这一时期，各大差会主要是巩固和扩大已有传教事业，同时致力于教会内部的调整工作。这时期进入岭南的新差会多是小差会，且不属任何宗派。据民国12年《中华基督教会年鉴》，当时在广东传教的差会共有29个：伦敦会、浸信会、浸礼会、美长老会、加拿大长老会、纽丝仑长老会、长老自理会、金巴仑会、美公理会、纲纪慎自理会、约者会、五旬节会、圣公会、神召会、巴色会、会、巴陵会、礼贤会、圣道会、希伯仑会、友爱会、美以美会、安息日会、圣洁会、同寅会、循道会、美瑞丹会、苦力布道会、水上传道会。

由于酉方列强对华侵略的日益加深，一些外国传教士及中国教民又倚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欺压乡民，加之受义和团运动的影响，这时期发生的教案较多，对基督教传播有一定的影响，但岭南的基督教总的还在发展中。民国3年（1914年），广东省有基督教布道区987区，基督教职员2541人，信徒48347人。至民国8年，有布道区1061区，基督教职员2838人，信徒61262人。民国15年，全省有教堂1051所，信徒已达78519人，以全省面积和人口计，平均90平方公里有教堂一所，每578人中有教徒一人。这一时期，广州、香港、汕头、台山等地均成立男女青年会，从事介绍新文化和各种慈善活动。

    这一时期，受民族觉醒思潮的影响，岭南基督教和全国基督教界一样，开展了本色化运动，提出了“自治、自养、自传”。一些西差会鉴于中国人民反帝运动形势的发展，以及利于基督教的传播，逐渐把教会的管理移交给华人负责，外国教士退居副职或当顾问，许多教堂、医院、学校移交给华人基督教徒主理，出现了一批自养堂或半自养堂，经费自筹或只由外国差会部分补贴。广东最大的基督教会组织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协会于民国15年（1926年）一致通过《收加教会主权大纲》，决定：“凡外国差会现在所辖各项事业，应以最速时间内移交大会接收，以后外国差会停止管理行使其向有支配教会事业之职权。所有人材经济之助力，亦概由大会或大会特设之机关权配之。”虽然由于政治气候变化和经济能力的限制，接收各差会在粤的事业之进程十分缓慢，许多教会的实权仍操纵在外国教士手中，但毕竟还是使岭南的基督教事业朝着摆脱外力羁绊的方向发展。

    民国15年后，岭南的基督教进入了退守阶段。受大革命和非教风潮的影响，岭南各地的基督教事业受到了一定的损失，各地外籍教士纷纷离境，华籍传教士也减少了许多，一部分教堂或教会事业因无人主持或因经济影响陷于停顿，教徒人数亦有所减少。据浸信会民国18年联会的统计，该派的两广会堂已减少一半，据民国26年出版的全国协会年鉴，广东原有外籍传教士近干人，这时留下的不足百人。大革命失败后，外籍教士重新人粤，岭南的基督教事业有所恢复，但由于政局动荡，加之受世界经济萧条的影响，主要依靠外国差会汇款的教会各项事业因差会汇款锐减而难以维持，岭南的基督教事业再也难现发达时期的那种态势了。据统计，至民国22年，广东全省有基督教堂会649处，教职员2232人，教徒61417人，低于民国15年的水平。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些教会和基督教团体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日军南侵，一些教会的机构和所属团体，先后迁往香港、澳门，后又辗转移迁云南、粤北、桂林。广州沦陷后，教会的教务活动大大减少，一些教堂被日军占作仓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绝大部分英美传

教士撤回本国。至此，各教会的宗教活动陷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抗日战争胜利后，外国教士重入岭南，进行教会的复原工作，恢复宗教活动，并开展各种战后紧急救济工作。此后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各教会的活动一直较为活跃，但由于受政局的影响，未能回复到抗日战争前的水平。

二、  宗派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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