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文化―古代名人―孙奇逢
孙奇逢(约1584-约1673) 字启泰,号钟元,原籍明直隶保定府容城县(今属河北省),后迁居河南卫辉府辉县。明清两代,他十一次拒绝朝廷征聘,人称孙征君。晚年讲学于辉县夏峰村,学者称夏峰先生。清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从祀文庙。
孙奇逢“少历经于贫贱,老困踬于流离”(《夏峰集》卷七《柬三无道 人》),亲身经历了明亡清兴的朝代更迭。天崩地解的严峻现实和颠沛流离的贫困生活,造就了他探求治世之道、整治人心风俗的人生理想追求。他虽然一生身居山野乡村,却始终心系国家社会。在其社会政治活动中,他倡扬正义痛斥,慷慨不顾生死,誓不为官以明志节,德操声闻朝野,充分展示了儒家学者居仁行义深造自得的至善刚健人格精神。
少年时代,孙奇逢居贫力学,志慕圣贤,以求有为于民生社稷。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得中举人,后四次会试终皆落第,但他一以儒学砥砺身行,沉潜传统学术思想。明天启年间,朝败黑暗,宦官把持大权。在东林党人与朝廷腐朽势力的严酷斗争中,孙奇逢主持正义,推重东林党人力担世道、学窥本原,认为“阳晦之时,孤阳一线,则东林实系绝续之关。”(《理学宗传》卷一一《顾宪成》)他自称是顾宪成、高攀龙的私淑弟子,并同东林名士结成生死之谊,往复议论针砭时蔽。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阉党魏忠贤残酷东林人士,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等人被诬入狱,孙奇逢挺身而出不惧祸难,组织畿南士民进行营救,并书请兵部尚书孙承宗入朝阻恶。后左光斗、魏大中等人身死诏狱,孙奇逢乃经纪其丧,归葬其籍。“燕赵悲歌慷慨之风久湮,人谓自先生再见”(《明儒学案》卷五七《诸儒学案下五》),时人誉称他与另外组织营救活动的鹿正、张果中为“范阳三烈士”。
明朝末年,在国危民难、内忧外患的危机局势下,孙奇逢一方面愤斥空谈心性不重实行造成的灾难祸殃,一方面率领乡民奋起抗击清敌的侵伐攻扰。他说:“事坏全由于持论者恣口阱而逞心兵,当局者炽空言而实受祸。”(《夏峰集》卷一二《公祭鹿伯顺文》)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九年(公元1636年),他两次率领乡里民众击退了清兵的侵扰,保住了容城的安危。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他又率领百户乡民,转移到易州(今河北易县)五公山,结寨屯驻,修武习学,抗敌自保。明朝灭亡以后,清廷五次诏征其入朝,甚至聘以国子监祭酒的高位,他都坚守志节,拒不赴召。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清朝贵族将其家园圈占,他被迫举家迁徙南下,七年(公元1650年)行至河南辉县夏峰村,遂定居于此,创办书院,教授士民,著书立说,传播儒学。
孙奇逢在其一生的学术活动实践中,精研儒学义理,博稽方志史实,尽心教化士民,勤力著述立说,尤能坚守学以致用的治学宗旨。他认为,学术的存亡兴废,关系着国家的强盛衰落,为学重在阐明义理以求切近人事,躬行践履以达经世宰物,而不可空谈身心性命,沉溺章句训诂。故他说:“遇事敢言,见危授命,而经世宰物,随地自见,此圣门之所贵于学,而其用甚大。若平居谈身心性命,一遇事便束手,此腐儒曲士之流耳,实足为理学之诟厉也。”
因此,孙奇逢所倡导和坚守的学以致用的治学宗旨,力摧了明末以来空疏清谈之陋习,开创了清代初期黜虚务实之新风。
孙奇逢在儒学研究中,皆从主于实用的原则出发,详加评析儒学思想的义理要旨和各家学说的轻重得失,尤能兼采众家之长,归本孔子之道,提倡明体达用,主张学行合一。他的理学思想宗本阳明,兼合朱熹,展示了清初折衷于理学与心学之间儒家学者的学术特点,体现了清初儒学发展演变的思潮趋势。在其史学研究中,孙奇逢注重究治历史事实探讨国家兴亡的原因,用心考查现实问题以关切民众生活的疾苦,颇加重视地方史志的编纂整理,着力彰扬志士仁人的嘉言懿行。他在明史研究中,著有《取节录》、《乙丙记事》、《甲申大难录》等,详记明清之际反对阉党、农民起义和抗清斗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他在地方史志的研究中,著有《中州人物考》、《畿辅人物考》二书,选取明代河南、直隶之理学、经济、忠节、清直、方正、武功、隐逸等人物,分别立传,加以评说,以彰“文以经邦,武以勘乱”之迹。孙奇逢在教育活动中,因材施教,诲人不倦,坚守为学识道、学以致用之旨,提倡执德有弘、立志笃守的刚健精神,尤能激发学者深造自得以砺学识身行,引导士民贫富穷达不改居仁行义。故其在夏峰村讲学时,四方学者慕名而至潜心受学,门人弟子达数百人多有成就。如汤斌和费密即是其弟子中的两位代表人物。汤斌官至工部尚书,身体力行,不尚空论,为政清廉,颇多政绩,教人必先明析义利之辨,人称其为真经学真道学。费密一生治学,力倡实事实行,反对空谈性命,实开颜李学派之先声。故黄宗羲在称赞孙奇逢的教学活动时曾言:“北方之学者,大概出于其门。”(《明儒学案》卷五七)孙奇逢一生著述颇丰,他的学术著作主要有:《理学宗传》、《圣学录》、《北学编》、《洛学编》、《四书近指》、《读易大旨》、《书经近指》等。后人编有《夏峰集》、《孙夏峰先生全集》等。孙奇逢的社会活动和学术实践,有力地推动了社会道德的归正,促进了儒学的发展传播。时人曾以“始以豪杰,终以圣贤”( 申涵光:《聪山集》卷三《征君孙钟元先生诔词》)的美誉,以示对他的人格和学识的敬佩和称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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