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后故事与社区历史的演变:樟林四个天后庙的研究
　　
　　
　　 关于清代重要的近海帆船贸易口岸――位于广东东部韩江三角洲北缘的樟林港，中外学者已做过不少有深度的研究，笔者也发表过几篇文章，对港口发展和地方社会的关系进行过初步探讨①。根据文献记载和田野调查所得，作者发现，该社区存在的四座天后庙及其相关传说的演变，与村落历史和社区性质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试图通过对这种关系的解释，说明华南乡村地区普遍存在的天后信仰，特定的历史场景中，其功能与意义的变换。
　　
　　 一、灵感宫与关于开村前历史的传说
　　 韩江三角洲平原是由于韩江带来的泥沙淤积，于六千年前开始形成的，至今平原仍在发育。平原形成过程中韩江不断分汊，最后分19口从澄海县人海②。
    韩江最北面的支流为北溪，由北溪经宋代人工开凿的运河山尾溪，进入韩江干流，直达潮州府城的水路，是传统时期韩江中上游地区最便捷的入海船运通道。北溪入海口与三角洲北缘的莲花山之间有条宽2―3公里的狭长冲积带，成为三角洲往东北方向进入福建省的必经之路，明清两代广东通往福建的驿路在此通过，民国时汕(头)樟(林)公路和(潮)安黄(岗)公路亦在此地交汇。樟林就位于这个交汇点上，北依莲花山，南扼北溪口。明代成化十四年(1478年)饶平县设县以前，此地归潮州府海阳县管辖，成化十四年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隶属饶平县，嘉靖四十四年澄海设县以后，樟林逐渐成为该县北部最重要的政治、军事和市场中心。

　　 尽管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所修《潮州府志》已经记载饶平县苏湾都江北堡有“樟林村”③，但当时樟林并非一个聚落。根据1981年8月在当地发现的一批文献④，从元代至明中叶。樟林村的居民一直散居在今樟林北面的莲花山麓，由蔡厝围、程厝围、周厝围、驿后、胜塘、后沟、小陇、大陇等小乡里组成，归东陇河泊所管辖⑤。

     东陇河泊所是当时潮州府的三个河泊所之一⑥。据《樟林乡土史料・乡党里甲释疑》载：至我滨址，则有微殊者。地临海滨，田地希隘，资海为生者甚多。历来赋役有三：一日军役，明洪武三年设御海氛，有事捍海，无事耕种，此隶于指挥者也；二曰鱼役，明洪武十四年初征渔舟输米，以供军贡，以防卫于我者，此隶于河泊者也；三曰排户，明成化十四年新置侥平，按十家保聚，以地之出，供上之赋，使司于我者也，此隶于县令者也。此者皆历来供赋之谓也。

　　 这段史料对理解作为一个聚落的樟林开村前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军役和渔课始征于洪武年间，是明代蛋户和渔户承担的主要赋役。成化十四年以前樟林居民仅有这两种赋役。说明其生计应以渔业为主要来源，组成“樟林村”的各个聚落单位都是小渔村。
　　 关于这段开村前历史的细节，当地人已不甚了解。清代从康熙到嘉庆三个版本的《澄海县志》，都把作为开村标志的“樟林寨”建立的时间误记为“创自明初”⑦，在1981年上述地方文献被发现之前，当地文人在笔记、乡土志等记载中也都接受县志的这一说法，而不知建寨的确切年份是明代中后期的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先辈以渔为业，居住于莲花山麓的若干小渔村这一点却坚信不疑，并流传着许多与开村有关的历史传说。他们用于支持这种信念和传说的主要根据，就是至今尚存的位于莲花山南麓石壁头地方的祭祀妈祖的“灵感宫”遗址的存在。
　　 “灵感宫”现在被当地人依谐音转称为“娘感宫”，是一座极不起眼的蕞尔小庙：
　　 灵感宫在石壁头山脚下，宽广数尺，正中有浮雕石壁，天后肃穆居中而坐，二位女侍于两侧，宫门横额镌“灵感宫”三字。⑧

　　 康熙年间自称为“上林氏”的一位当地乡绅指出，开村之前“灵感宫”就是莲花山边的若干小村落的“境主”：
　　 尝考山边草洋内则有陆厝围，坑埔之南则有周厝围， 此乃前人屋居，后搬为田。至万历、崇祯又遭水堆积为埔，本里各姓俱有田在焉。又石壁头小墩下则为境主天后娘灵感宫，释后、胜塘、后沟则为诸姓里居。此先人传习，以为元初之烟址也。⑨

　　 当地文人相信“灵感宫”建于元代，并以此作为樟林人早已在本地定居的历史证据，是经过一番细致的考据的：
　　 从宫名冠以灵感二字推断，此神字当建于元代中后期。元文宗天历二年，加海神天妃封号共八字，其首两字为“灵感”，加后之全封号为：“灵感助顺福德徽烈广济辅圣庇民显枯护国明著天妃”。四十三年后之明太祖洪武五年改封为“昭孝纯正孚济感应圣妃”。又三十七年后之成祖永乐七年再改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慈弘仁普济天妃”。
　　 樟林先民名天妃宫不用汉人封号而用蒙古人封号，其原因只能是此神庙之盖建，当在元文宗天历二年之后，元王朝覆灭之前，至迟不下于洪武五年。⑩

　　 本世纪50年代初，灵感宫被毁，只剩下掩没于草丛之中的刻有天后和两位侍女像的一幅不大的浮雕。但这个庙宇曾经存在的事实，仍然被当地人不断地强调，因为它已经被视为村落的历史渊源主要标志。原樟林中学校长、本地公认的对樟林地方史最有研究的学者李绍雄先生，于1990年出版很有影响的《樟林沧桑录》一书，该书一再提到“灵感宫”的存在，强调：从宫的命名和建筑形式看来，灵感宫建于元初。作为樟林先氏的‘元初烟址’的标志，应是可信的。（11）
　　
　　 二、“暗芒宫”传说与开村初期的社会
　　 嘉靖三十五年，原散居于山边的各村共15姓居民得到官府批准，于山下官埔合村筑寨居住，是为作一个聚落的樟林“开村”之始。筑寨合村的主要理由，是为了防御侯寇和海盗的骚扰。当时各村里甲排年户丁蓝城居等呈送潮州府的《建寨呈文》详细记录了这一过程：
　　 居等海滨，命乖运蹇，居址莲胜荒丘，三五成室，七入共居。可为生者，耕田捕海；遭治化者，变物完官。前属海阳，今隶饶平，课排军民，凛分赫然。何今复为不幸，倭寇猖獗，东海汪洋，无可御堵，西土孔迩，难以救援。况又河口军卫、驿地步兵，各自保守，庶个穷黎，哀救无门，家室所有，悉为洗讫。惨惨哭哭，莫可乃何。今遗余苏，商度计阻，必合聚筑，稍能存生。故本年三月合集众村移会南面官埔创住。但斯地樟林、楠丛杂，可为屋具，四面沟湖深曼，可为备防。然又众庶激奋，欢愿损资筑防……（12）
　　 不过，城寨的建立并未意味着灾难的结束。从嘉靖末年至清代康熙初年，潮州地区与整个东南沿海一样，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经受了山贼海盗为祸，南明与清兵拉锯作战，以及“迁海”等一系列事件的冲击，地方社会一直处于动荡和重新整合的过程之中。樟林在嘉靖至崇祯年间多次被海盗进袭，不断经历着建寨――破寨――再建寨――再破寨的过程。上林氏描述了这个时期地方社会混乱的情形：
　　 我樟自嘉靖三十五年建防，四十一年破陷，迄今一百五十载。其中可悲可泣者甚多，可欣可喜者亦不少。如筑寨以保聚，立五门，宽一佰丈零五尺，炮柜六个，御卫亦固矣，喜也。及寨破，尸骸遍野，犹可悲也。建庙祠，置居室，设约规以垂训，喜也，可欣也。至于海寇不息，居处无定所，贫者死，富者亦亡矣，愈复可悲也。如此而叹肉而生白骨，其可得乎。（13）

　　 有意思的是，有关这一时期本地天后崇拜的传说，也与海盗的故事联系在一起：
　　 樟东路天后宫，原名暗芒宫，年久后人误为暗巷宫。昔日乃祀于红肉埔村内。当日王化未敷，沿海皆盗。红肉埔亦是盗窟。独一妇 性甚贞洁，虽居盗窟而不为盗，率子业渔。 该村屡犯劫案，官府派员侦缉，有伪饰补者，见该村出补竹器，多遗芝麻器中，察其居民，原非业农，何多有此物。而近一船被劫，恰多载芝麻，则该村所劫无疑。官府遂(派)大军，乘贱人除夕必尽回家度年，一网打尽之。
　　 因此妇本属善良，王兵来剿，玉石岂有辨乎?可是心地光明，吉祥自为之呵护，古人之言果非妄语。此妇先于前日白昼遇一老姥，谓之曰：“妇，汝不日若见龟爬出门限，大祸即至。宜即刻逃出里外以避之，且必负我同走。切记”。言讫，转眼不见。知为神明下示，遂牢记心中。至除夕祭祠祖先，桌上有此壳龟不觉倾落地上，拾之，更有跳出门外者。一时触动上日神明嘱语，必是宫中圣母。
　　 时已入夜，遂率其子收拾细软物件，同入宫中，背了圣母神像，逃出里门。官已来围捕矣。母乃匿暗芒中，因得免祸。益感天后神恩，后遂建庙于此，故名暗芒宫。（14）

　　 这个传说的蓝本是当地相当有名的“劫皇姑船案”故事，野老相传，发生于明代中叶（15），正是樟林开村前后的事情。“暗芒宫”建立的时间已不可考，有意思的是，这个流传至今的有关妈祖显灵的传说，与我们对明代中后期本地社会环境的了解如此的一致。在传说中我们看到了当时本地人“盗”、“民”难分，官兵一至又玉石俱焚的内容，而这些正是该时期潮州地方社会最重要的特点之一（16）。“红肉埔”位于樟林村南面，早巳无人居住，现在农民在此地耕作时，有时还可挖到一些烂砖破瓦，樟林人讲就是所谓“红肉埔村”的遗存。在以上的传说中，天后为了逃避兵祸而迁居樟林，这也正是明代中后期樟林人自己的经历。
　　
　　 三、樟林港兴起与新围天后宫的建立
　　 清代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海禁”之后，樟林由于其位于“河海交汇”之区，有最便捷水路通往府城和韩江上游的有利地理位置，逐渐成为当时东南沿海最重要的贸易口岸之一，乾隆、嘉庆年间樟林港贸易达到其全盛时期，从樟林港出发的“红头船”北上上海、天津，南下广州、琼州，以至东南亚各国，而在韩江干流和三角洲纵横交错的水网中行驶的各种内河船只更使樟林成为一个繁盛的转口贸易据点（17）。

    在此期间，各地客商、船户和其他外来人口大量到樟林定居，社区的范围不断扩大；嘉庆年间任澄海知县的尹佩绅这样描述樟林的贸易地位：
　　 樟林，澄之钜镇也。……澄滨大海，民多业于海。樟 林尤河海交汇之墟，闽商浙客，巨舰高桅，扬帆挂席，出入往来之处也。（18）

　　 就在樟林港贸易最繁盛的乾隆五十二年至五十七年间(1787―1792年)，在接近港口入海的新围地方，修筑了潮州府最大的天后宫。这座天后宫的建筑据说是以福建泉州的天后宫为蓝本的，其形制和规模至今仍被当地文人引以为荣：
　　 全座结构紧密，建筑形式为中轴线宫殿式建筑。计有正殿、前栋、梳妆楼(望海楼)、拜亭、东西两庑及周围埕道、后座、戏台等，占地数亩。……大门前有池塘，塘边巨型狮一对，高二米余。门前石狮、石鼓各一对。大门后面，有清代著名书法家刘墉写的“海国安澜”巨匾。（19）

　　 在新围天后宫东西两房有乾隆五十六年所立的22块建庙捐款碑，从碑记的内容可以看出，捐款者包括了粤东、闽南沿海数县的官员和士绅，也包括了来自韩江上游的嘉应州和大埔县的信众，而最主要的捐献者则是樟林港的“商船户”、“众槽船舵公”和商号。每年天后诞时，前来拜祭的包括了闽粤交界地方数县的信众。

　　 本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陈达教授在进行“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课题的研究时，曾在樟林做过实地调查，所收集的有关天后的“灵验”故事。都与航海安全有关。试举一例如下：
　　 汕头某村(即樟林――引者注)有一位绅士，其曾祖尝和暹罗通商。有一次其“红头船”遭遇极大的危险，一日某绅以其曾祖的“像赞”示著者，内有一段说：“曾祖考讳仆字仁灼，前朝敕授儒林郎，六品封典。 祖即高祖峰之公五子也。自少习庭训，长兴航业。中途遭飓风，飘流琉球百岛，船及货物均为岛民吞没。祖只身背神像渡海，得达山东，行乞以归，已一年矣。当时家人闻船漂落无踪，意谓沉没，即居丧如礼，庆归服除。祖至是一身之外，别无长物，再向亲友借贷造船，航往南北两洋。惜所运仅木材树皮诸贱物，不能获利，晏如也。会星洲烟土跌价，勉办多少。回国运往上海。船次崖门，门吏以此船向运贱货，免查挥去，抵上海烟土获利甚丰。惊识广东烧烟起衅，崖门不查，化祸为福，迨天赐欤?遂捐资修黄河决口，使臣嘉许，达部册封”。（20）

　　 不过，在田野调查中作者的一个深刻印象是，由于新围天后宫的祭祀范围远远不只限于樟林一乡，这个后来被外来的访问者视为樟林古港最重要标志物的天后宫，与社区内部的社会生活似乎并未有密切的联系。在樟林还是一个贸易口岸的时候，许多外来的客商、船户、舵公等在此居住，他们的信仰和财力足以支持一个大规模庙宇的运作，天后宫与社区本身的关系并不直接对庙宇的命运产生影响。但是，一旦港口衰落和社区性质发生变化，情况就不同了。咸丰以后海上贸易的性质发生了重大改变，汕头开埠和机器轮船的使用，导致了樟林港传统贸易方式的衰落，《樟林乡土志略》记其事曰：
　　 咸丰之世，红头船(即洋船)改变为甲板船，不多时
　　 又由甲板而变为火轮船。樟林口岸无形中移出沙汕头。（21）

　　 港口衰落以后，樟林作为一个侨乡继续发展，从海外流入的大量侨汇使其财富积聚过程延续了下来，华侨回到故里建设“新乡”积极活动，使整个社区面积在清末民初扩大了差不多一倍。

　　 但是，由于庙宇的主要支持者的离开，新围天后宫日渐破败。经过1918年的八级大地震和1922“八二风灾”，天后宫的大门和正殿倒塌，仅余两庑和殿后的“梳妆楼”。1949年以后，其地成为民居。近年在此居住，自称来自莆田的林姓人家，重新为天后设立小神龛拜祭，但香火极为稀落。与本地人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围天后宫在潮汕移居海外的华侨中仍有很大影响，泰国、香港等地潮州同乡会组织出版的多种刊物，都以较大篇幅介绍新围天后宫，每年有不少华侨到其遗址参观，并捐款筹建以天后宫为中心的樟林古港公园。地方上的文人和文博单位，也对其表现出很大的热情，除将该庙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外，还多次要求政府出面组织修复工作。不过，迄今为止，恢复新围天后宫的工作并无实际进展。
　　
　　 四、城内天后官与有关“亥爷”的传说
　　 前述三座天后宫实际上都位于社区以外，真正位于樟林社区内部的天后宫是乾隆五十九年在樟林城寨内修建的“城内天后宫”。
　　 随着帆船贸易的发展，樟林社区内部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乾隆中叶以后，社区中心出现了长发、古新、广盛、仙桥、洽兴、顺兴、永兴和仙园等八个商业街区，加上其周围的东社、西社、南社、北社、塘西社和仙陇社，形成了所谓“六社八街”的格局（22）。

    在东、西、南、北四社中央，有一个用石墙环绕的城寨，康熙至雍正年间，这里逐渐成为樟林及邻近地区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城内建有樟林巡检司、守备署、汛署、驿塘(急递铺)等行政和军事机构，这些机构又建立了文祠、武帝庙和城隆庙等有官方色彩的庙宇。所谓“城内天后宫”建在城寨中央两条主要街巷的交汇处，但传说中庙宇的建立不具有官方色彩，甚至也不是由乡众或其他信众合力建筑的，而完全是本地一个姓林的商船船主个人出资修建的。
　　 “城内天后宫”规模不大，只是一间面积约20平方米屋子，神台的摆设与我们在潮州地区所见的一般天后宫并无二致，中间是天后，两侧为花公花妈和福德老爷，神台前面的供桌上站着千里眼和顺风耳。庙宇内部布局最不平常之外，就是在天后像右前方的庙门一侧，有一头面对天后、虎视耽耽的大猪塑像，当地人称之为“亥爷”。目前城内天后宫在樟林各座天后中是香火最为鼎盛的，作者在调查中发现，当地人对该庙的宗教热情，不仅仅出自对妈祖的崇拜，更重要的是由于在当地流传的一个众所周知的关于“亥爷”的传说。
　　 据说，林船主的母亲年轻守寡，一度准备再醮。出门相亲时有一头大猪拦路，左躲右闪，终无法成行。第二次再出门时，这头猪再次出现，且浑身稀泥，林母躲闪之间，把全身新衣搞得一场糊涂，只好回家。由此遭遇，想到是天意要她守节，遂立志不嫁，抚养儿子。儿子长大成人，到南洋“过番”发财当了船主。回家探母时听母亲讲了这一经历，对那头大猪至为感激，就在城寨内建起了这座天后宫，并塑“亥爷”泥像供人祭拜。（23）

　　 听了这个在本社区几乎家喻户晓的故事后进入天后宫，总是免不了产生“亥爷”蹲在门口是为了防止天后出门的联想。“亥爷”的存在及其相关的传说，破坏了天后宫应有的大度、端庄、和谐的气氛，使人想到社区内部唯一的这座天后宫，表达的与其说是对天后的信仰，还不如说是这个成年男子常出远门的侨乡和港埠对在家妇女的关注。在这个特定的氛围中，天后作为女性的象征，实际上受到的是歧视，甚至是亵渎。有意思的是，正是这个故事使城内天后宫受到更多的关注，从而一直香火旺盛。
　　
　　 五、简短的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樟林四个天后宫的历史变迁及相关传说，在不同历史场景下表达了不同的意义。当地的士绅们，无疑是知道官方认可的有关天后来历及其正统性解释的，这一点也反映在他们自己的著述中。但是，新的有关庙宇来历和神明“灵验”的故事，仍然不断地被创造出来，这些故事之所以能被接受并得以流传，是因为它们包含了与特定的历史环境相契合的文化内涵。通过对不同庙宇在不同时代形成的传说的分析，可以加深我们对村落历史和地区文化发展的了解。还应当指出，社区内部的不同庙宇之间，往往存在着复杂
　　 的动态关系，而这些关系反映的是当地的社会文化变迁，就樟林而言，明清时期除了上述四座天后宫外，还有24座土地庙、4座三山国王宫，以及北帝庙、火帝庙、七圣夫人宫、风伯庙、观音庙、关帝庙、猴爷宫、臼妈宫等等庙宇。当地乡民对这些庙宇及其相互关系的认知，构成了地方文化特点的赖以存在的客观场景。只有以一种更富于“同情心”的态度去体验和’理解乡民们的宗教理念，才能真正理解妈祖崇拜在具体社区境中的意义。
　　
　　 ①参见陈春声、陈文惠《社神崇拜与社区地域关系――樟林三山国王的研究》。《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二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版；陈春声《从〈游火帝歌〉看清代樟林社会――兼论潮州歌册的社会资料价值》，《潮学研究》第1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陈春声《樟林港史补证三则》，《潮学研究》第2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陈春声《商人庙宇与“地方化”――棒林火帝庙、天后宫、风伯庙之比较》，“商人与地方文化”研讨会论文(1994年8月，香港科技大学)；陈春声《“八二风灾”所见之民国初年潮汕侨乡――以樟林为例》，“在乡商人”研讨会论文(1996年7月，香港科技大学)。作者在《从〈游火帝歌〉看清代樟林社会――兼论潮州歌册的社会史资料价值》和《樟林港史补证三则》二文中对有关樟林研究的学术史做过简单回顾。
　　 ②由于本世纪60年代以后围海造田和并围堵口的工程，现在韩江只有5个入海口。
　　 ③嘉靖《潮州府志》，卷8，杂志。
　　 ④这些文献现以“榜林乡土史料”为题，以专集形式收藏在澄海县博物馆。
　　 ⑤《樟林乡土史料・乡党里甲释疑》。
　　 ⑥《明会典》卷36，课税五，渔课。
　　 ⑦例如，可参见康熙《澄海县志》卷6，城池。
　　 ⑧黄光舜《闲堂杂记》卷2，灵感宫(1991年油印本)。
　　 ⑨《樟林乡土史科・古迹大观》。．
　　 ⑩黄光舜《闲堂杂记》卷2，灵感宫。
　　 （11）李绍雄《樟林沧桑录》，政协澄海县委员会东里镇联络组、澄海县文学艺术工作者联络会1990年铅印本，页18。
　　 （12）《樟林乡土史料・建寨呈文》。
　　 （13）《樟林乡土史料上林氏记述》。
　　 （14）陈汰余《樟林乡土志略・怪异》(民国34年稿本)。文中，是一种竹编的晾晒用品，“此壳龟”潮州地区过年时用来祭神的一种用野菜和米粉等成的食品，“暗芒”是一种茅草。这三个词汇都是用潮州话谐音记录下来的。
　　 （15）参见陈汰余《樟林乡土志赂・驾行与贞节》。
　　 （16）参见陈春声《嘉靖“楼乱”与潮州地方文献编修之关系――以＜东里志＞的研究为中心》，《潮学研究》第5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7）关于清代樟林港的贸易情况，已有许多有价值的研究。例如，可参见田汝康《17―19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页18―19；张映秋《樟林港埠与红头船》，《汕头文史》第8辑；林远辉、张应龙《潮州樟林港史略》，《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2期，1993年第1期；《泰国潮州人及其故乡潮汕地区研究报告・第一期・樟林港(1767―1850)》，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1991年版。
　　 （18）尹佩绅《凤山记序》，“拨充风伯庙祭祀香灯章程碑记”。
　　 （19）李绍雄《樟林沧桑录》，页41。
　　 （20）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页45―46。在该书页278，陈达再次讲到这个故事，并说明遇险时所背神像“即‘天后圣母’”。
　　 （21）陈汰余《樟林乡土志赂・乡民生计》。
　　 （22）以后商业街区有所增加，如“元通街”，有的街区又演变为“社”,如“新兴街”，但当地居民在说明社区内部格局时，一直沿用“六社八街”的说法。
　　 （23）参见黄光舜《闲堂杂记》卷2，亥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