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人移居国外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南宋末期。当年在潮州沿海参加张世杰的“义军”和随同陈植等护送宋皇的潮州“义勇”败退往广东新会崖山，期中一部分随陈植、张世杰逃往越南，后来元兵攻越南，他们又转移暹罗(泰国)。明代，在潮州沿海流亡的“海寇”和明末抗清志士，也很多流往南洋各地。清初实行禁海迁界期间，也有大批潮州贫民冒险出洋，往东南亚各地定居。其中大部份人沿广东、广西海岸至越南、柬埔寨等地，如泰国十八世纪吞武里王朝的国王“昭・达信”的父亲郑镛，就是澄海华富村人，于雍正年间乘帆船往暹罗的。那时暹罗与缅甸长期战争，人口大减，广大的肥沃土地没有人耕种，丰富的资源没有人开发，到那里种植谋生甚易，且入境手续简单，当时在国内境况极为困难的潮州贫民，纷纷往暹罗谋生。因此，潮州人民在暹罗成为一支开发建设的积极力量。另外，从 1767――1782年的暹罗王郑信(泰名昭・达信)，有一半潮州血统，他是组织以潮州人为骨干的武装队伍，驱逐了占领暹罗的缅甸入侵者，而被推举为暹罗王的，这也提高了潮州人民在暹罗的地位。当时在暹罗的潮州人，被当地人称为“皇家华侨”。《海国图志》暹罗条称：“潮州人在此为官，封爵、理国政，掌财赋……”。在暹罗都城曼谷，潮州人为数极多，也有相当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以至潮州话成为曼谷通用的一种语言。
     明末清初，许多明朝官吏和汉族士大夫，不愿受异族的统治，纷纷出国到南洋各地定居。台湾郑氏抗清失败后，也有大批抗清志土移居东南亚各地。
     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和“斥地迁界”，粤东各地受到严重破坏，许多人流离失所，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解除海禁，就纷纷往南洋各地谋生。其时正当西方殖民者开发南洋各地，需要廉价劳力，因而对入境，手续较为简单。于是潮、梅各地居民，乡族宗人、亲属朋友，互相介绍，接踵而行，成批成批往南洋谋生，这个时期，潮人出洋地点就在澄海樟林港。那时到樟林港乘坐红头船出洋的人，大多数是贫苦人民，他们所带的行李很简单，几件旧衣服，一罐淡水，几个冬瓜和一些“甜�@”。那时出洋的船利用风力行驶，有时遇上风势不顺，在海上滞延数日，安全是没有保障的，所以他们蒸制“甜�@” (糯米糕)，这些东西较好保存，随时可以取吃，是很好的干粮。冬瓜既可压载，又可在缺乏淡水时食用，甚至还可以利用其浮力作为救生器具。这些都是多年漂洋过海的人总结出来的经验，那时潮州人有句俗语，“无可奈何蒸甜�@”。它表达了因生活所迫，贫民百姓冒险出洋的苦衷。
     樟林有一种叫做“水客”或“客头”的，专做带居民出洋这行的生意。做“客头”的人，人都在南洋住过一段时间，对那里的情况熟悉，且与当地社会建立关系，凡要往南洋各地寻亲、访友、谋生的人，多是请“客头”带领。他们先由“客头”代办目的地入境手续，名曰“做字”，做完字后，按船期由“客头”通知到樟林来集中，安排住宿，然后乘红头船出发。到达目的地后，“客头”还通知其亲友，有的还能代其找工作。他们向为服务的“客”收取一些报酬，有的则以“包”的形式(旅客船租及沿途食宿均由“客头”包干)，乾嘉年间，旅客从厦门乘帆船往暹罗需八块钱，而乘樟林的红头船只需六块钱。这些“客头”，到了十九世纪末期，有一些沦为帝国主义掠夺拐骗华工的“猪仔馆”，但对于当时樟林港来说，却是视为正当的职业，那孤身出洋奋斗，并已站住脚跟的华工，往往请“客头”代带其在原籍的眷属出洋，他们都是本村或邻村的人，互相认识，比较可靠，因而“客头”的业务非常兴旺。
     “客头”除了带人外，也带物，他们对南洋各地潮籍华侨及其在家乡的亲属很熟悉，出洋时，代侨属侨眷带去家信或土产之类的物品，回程则带回钱银批信，他们深入穷乡僻壤，将批信银钱送上侨眷家门，所以很受群众的欢迎。在未有建立邮政和汇兑体制的当时，这些“客头”对沟通国内与南洋各地，争取侨汇，促进海外移民与潮汕本土的联系往来，起了重大的作用。据统计，至1858年(汕头开埠之前)，在暹罗(泰国)华侨已约有150万人，其中约有60％系从樟林港乘红头船到达的。在正常年代，每月通过樟林寄回的侨汇约4万元，正因如此，当时樟林在南洋华侨社会中很有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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