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在九华山半霄亭旁的土地祠内供奉的土地神是韩愈。我们知道，韩愈是唐代十分激烈地反对佛教、坚持儒家思想的文学家。他主张对于佛教“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曾因撰写《谏迎佛骨表》而险遭唐宪宗斩首。他居然在佛教圣地九华山受到供奉，这充分说明了九华山佛教对于儒家的包容态度。同时，九华山佛教也通过对儒家学者的思想影响，形成与儒教的交流、互动。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明代儒学大师王阳明。王阳明曾居住在九华山的化城寺、无相寺等处，与僧人朝夕相处，谈佛论儒，参禅打坐，深受佛家思想影响。九华山东崖石壁上刻有王阳明手书的《赠周金和尚偈》，他由于没有见到到初访九华时结识的周金和尚而留下这首偈。偈中的“不向少林面壁，却来九华看山”等句，充满了禅学意味。王阳明“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思想，就吸取了他在九华山所领悟的禅学精神，以至阳明心学被称为“阳明禅”。后人（清代赵国麟）作《读阳明先生赠周金和尚偈》，云：“谁道阳明不是禅，周金一偈已居然。” 王阳明的弟子们还秉承老师的意志，在化城寺西边建立了“阳明书院”。此外还有很多著名的儒家文人来过九华山。他们筑室读书，开馆讲学，南宋至清，九华山一直有儒家书院存在（如“甘泉书院”、“阳明书院”、“天柱书堂”等）。
九华山道教历史悠久，西汉时窦伯玉辞去县令之职，在此修道。东晋时葛洪在九华山炼丹，“葛仙洞”和“炼丹井”是其遗迹。唐代赵知微与弟子在沙弥峰开坛修炼，“碧桃岩”、“浮桃涧”是他们的遗迹。九华山道教鼎盛时期，道观曾达二十余所。到了宋代，随着佛教的发展，道教在九华山便退居次要位置，活动范围逐渐缩小。但是九华山佛教对道教一直采取相当包容的态度，以致出现了“道僧洞”，僧人和道士共居一洞，这在佛教名山中是很有特色的。在九华山，道家的神仙和佛家的菩萨可以供奉于同一殿堂。九华山正天门内地藏菩萨的护法神不是佛门的韦驮，而是道教的灵官，传说是因为金地藏尊重九华山素为道教福地而请来的。而在大愿庵的大雄宝殿里，玉皇大帝也占据一席，与殿中莲花宝座上的三尊大佛（如来佛、阿弥陀佛、药师佛）同受供奉。时至今日，九华山仍然保存有不少道教遗迹，向游人显示出仙风飘渺的道家气息。此外，九华山地区还流传着不少与道家有关的传说，例如“张果老拾宝岩观花”、“窦子明乘龙成仙”、“孝子宁成遇仙”等，这些传说也反映了九华山佛教与道教的交融。
   
三、从佛教不同宗派的关系看九华山佛教文化的和谐精神

佛教内部有不同的宗派，九华山佛教却没有不同宗派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不同宗派在修行方法上有区别，九华山僧人则能对这些修行方法兼采并用。史籍表明，唐代以后的九华山佛教以禅宗为盛，净土宗、华严宗等宗派次之。禅宗是中国佛教中最大的流派。“禅”是梵文“禅那”的音译，意思是“静虑”――静中思虑，所以又叫“禅定”。白居易《在家出家》诗云：“中宵入定跏趺坐，女唤妻呼多不应。” 禅宗以心传心，不立文字，主张佛性本有、见性成佛，以禅定为修行之道，通过静坐思维的方法，达到彻悟自心的目的，比较符合知识阶层的情趣。净土宗的教义比较简单明了，它主要以称念阿弥陀佛名号、求生西方净土为修行方法，俗称“念佛法门”，认为只要一生诚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行、住、坐卧时均可称念），始终不怠，临命终时就能往生西方净土。 该宗由于修行方法简便，易于为下层群众接受。律宗的基本修行方法，则是学习和研究佛家的各种戒律（如声闻戒、菩萨戒）。华严宗因奉持《华严经》而得名，教义比较深奥，研读经典是其重要的修行方法。九华山的“拜经台”、“华严洞”、“华严井”等遗迹，据说就是当年金地藏等人研读《华严经》之处。金地藏信奉《华严经》，但他已经超越了佛教某一宗派的界限而兼收并蓄。他的修行方法中就包含着禅学的方法，仁德大师曾有专文对此作出论述。明末高僧智旭（公元1599―1655），是一位精通禅、净土、华严等宗的佛学大师，他特别尊崇地藏菩萨，自称为“地藏之孤臣”，中年后曾久居九华山。智旭致力于佛教诸宗的交融、会通，倡导数宗兼修，特别是“禅净双修”，因为禅宗和净土宗是中国佛教留传最广的宗派。他明确地提出了“非禅非净，即禅即净”的口号。在金地藏、智旭等人的言传身教之下，绝大多数九华山僧侣的修行之道是既坐禅入定，也念佛名号，既研究戒律，也讲授经论。总之，在九华山，佛教各派长期和睦共存，在修行方法上相互借鉴、相互补充，呈现出交融互动、安宁和谐的局面。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感谢每一位辛勤著写的作者，感谢每一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