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四大菩萨，名号上都有一个赞词：大智文殊菩萨，大行普贤菩萨，大悲观世音菩萨，大愿地藏菩萨。地藏菩萨的“大愿”是什么呢?那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所记载的“为是罪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他发誓度尽“六道”（人道、天道、阿修罗、畜生道、鬼道、地狱道）众生，然后成佛。正如地藏菩萨宝座前那副十六字的扁额所说的：“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他要超度“苦海”中的芸芸众生，即便是对于作恶多端、已经坠入地狱的“恶鬼”，也要将其从“罪苦”中超度出来，否则自己决不成佛。大乘佛教认为“一阐提人（指善根丧尽的恶人）皆得成佛”，“放下屠刀”可以“立地成佛”。而“地藏大愿”则更加突出地表明了一种宽容和包容的精神。试想：对于地狱中的“恶鬼”尚且要超度，尚且要包容和接纳，那么对于其他的人和事，还有什么不能包容和接纳的？这种理念对于九华山佛教文化和谐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它从根本上决定了九华山佛教文化必然是一种追求和谐的文化。“地藏大愿”虽然寥寥一十六字即可概括，它却是九华山佛教文化和谐精神的根源所在。正是在“地藏大愿”的指引下，九华山佛教文化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中都表现出深沉博大的包容性，表现出独具特色的和谐精神。

二、从儒、道、释的关系看九华山佛教文化的和谐精神

从佛家与儒家、道家的关系看，九华山佛教文化的和谐精神表现在居于主导地位的佛家思想与儒家、道家思想的会通和融合上。
1、这种会通和融合，一是反映在理论上。
在此我们以宗杲禅师的“菩提心即忠义心”之说为例予以说明。佛教自传入中国，为求得立足和发展，便开始了对儒家思想的靠拢和吸纳，在这一过程中，宋代中国佛教界出现的“菩提心即忠义心”之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念。而这说法的首倡者，正是曾经弘扬佛法于九华山的宋代高僧宗杲禅师。宗杲（1089―1163），俗姓奚，号妙喜，宣州宁国人。宋孝宗赐号“大慧禅师”，人称“大慧宗杲”，被视为“锭光佛”再现。他曾住九华山化城寺开坛讲经。圆寂后，九华山僧众铸其铁像供奉于化城寺藏经楼（此像已毁于“文革”期间）。宗杲和来自新罗国的金地藏二人，被历代九华山僧人视为仅有的两位出自世界东方的“佛”，并引为自豪。正如旧《九华山志》所云：“释氏佛、菩萨皆出西方。惟地藏菩萨为东方新罗国人，惟锭光佛为中华宁国县人。”宗杲所说的“菩提心”，指佛家的觉悟之心。而“忠义心”指的是儒家所提倡的忠君爱国之心，它是封建社会世俗生活领域的最高行为准则。按照来自印度的早期佛家教义， “菩提心”与“忠义心”并不相容，佛教徒乃是脱离了世俗生活的“出家”、“出世”之人，已不再具有世俗生活中的“忠君”、“孝亲”等义务。因此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儒家一些代表人物的“辟佛”、“反佛”活动便不曾停止。他们批评佛教时所集中抨击的一点，就是指责佛家“不敬君”、“不奉亲”、“无君无父”、“泯灭人伦”。这反映了佛教与儒家名教之间的根本性分歧。
实际上，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为了适应中国本土文化、适应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传入中国之后也就逐渐开始了走向世间化的嬗变过程。到宋代时，佛教的世间化变得更加明显、突出，乃至提出了“佛法即是世法，世法即是佛法”的观念，将世间的“法”与佛门的“法”合而为一。但这些说法都还比较抽象，宗杲则明确地将“忠君爱国”观念引入佛教。当时，由于金人大举南侵，使得“忠君”和“爱国”成为当时社会生活中所必须提倡的行为准则。宗杲正是适应了当时的世俗生活的这一需要，提出“菩提心则忠义心也，名异而体同”，  认为佛家的“菩提心”与世俗社会的忠君爱国之心，名称虽异，但实质相同。在这方面，佛门弟子与世俗民众之间，不应该存在“出世”与“入世”的区别。做到这一点，那么无论“世间”的事或“出世”的事，都是佛门弟子所应当尽力之事。宗杲还说：“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这表明了他如下的观念：就忠君爱国而论，佛门弟子与士大夫一样责无旁贷。地藏信仰特别注重“孝道”，与这种观念有关。
不但要忠于君，而且要孝于亲，“忠”与“孝”不可分割、相辅相成。这本是儒家的思想观念，宗杲却让它成了佛门教义：“未有忠于君而不孝于亲者，亦未有孝于亲而不忠于君者”，他主张“于忠于孝，……无不周旋，无不明了”。  他强调“忠”与“孝”的一致性，将提倡忠孝仁义的儒家圣人之言，也视为佛门弟子的行为准则，认为只要一切遵照圣人所要求的去做，身体力行地去忠君孝亲，也就达到了佛门修行的极高境界。
2、九华山佛教与儒家、道家思想的会通和融合，更多地表现在寺院设施、历史遗存和各种传说中。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感谢每一位辛勤著写的作者，感谢每一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