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及几十年以来的思潮的批判与反思，又成为新时期文学崛起的逻辑起点――20世纪中国文学第二次启蒙高潮的逻辑起点。这次启蒙高潮是对五四启蒙主义的继承，同时在现代性与全球化构建的现实语境中，又赋予了启蒙主义以新的内容，二者在思想和精神上有着同构性，呈现为逻辑演进的关系。“为了完成‘反专制’、追求西方现代性的表述，‘新启蒙主义’以‘文学’这个否定性的‘他者’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④
新时期文学崛起阶段的文学及整个80年代文学的启蒙主义思潮及其启蒙叙事，如同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思潮，是对当时社会思潮的反应，与思想文化界所倡导的思想解放，以及对民主、人性、现代化、社会变革与重建政治文化秩序的要求是一致的。具体而言，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所体现的启蒙在性质上偏重于思想-政治启蒙，而改革文学则偏重于社会变革启蒙，二者在启蒙水平上正好构成递进关系。在启蒙语境中，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对十年浩劫的政治批判及对思潮、路线的历史反思，其启蒙的意义表现在：反专制、破除现代迷信、清算思潮和路线造成的种种危害、反对“两个凡是”，以倡导思想解放，推动社会变革，促进现代化因素。改革文学是由思想-政治启蒙向社会变革启蒙的演进，这种变化是由中国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要求所决定的，也是思想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主动做出的角色置换，由思想政治启蒙者变成社会变革启蒙者。新时期之初确立的现代化目标，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方向，现代化构成了中国现实语境与权威话语，现实的一切几乎都成为对它的言说。改革文学在现实的现代化语境中作社会变革启蒙，其意义表现为：在改革与反改革、文明与愚昧的二元对立中启蒙民众的社会变革意识，并确立“现代化”与“社会改革”的合法性。此后继起的寻根文学、包括先锋文学在内的各种新潮文学、前期新写实小说等文流，以各具特色的叙写，拓展并丰富了启蒙主义思潮及其启蒙叙事的内涵， 并将其一直推进到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
在启蒙主义思潮中崛起的文学，无疑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文学，但它与此前曾一度被异化为政治工具的非文学是截然不同的，它的意识形态诉求主要来自它的现实的规定性，并为自主意识和审美本性所支持。其中最突出的“批判”和“反思”已经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两个相互区别又相互依存的重要因素。而由此构建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接上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同时，呈开放态势，融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拉美文学和本土现实主义文学于一体，使之成为新时期文学崛起之时最重要的一种文学形态，而与它同时或此后生成的其他文学形态，多数在质地上和精神上也与它一脉相承，如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前期新写实小说，甚至包括荒诞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等，都是现实批判、历史反思和启蒙意识很强的文学。
安徽作家的贡献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包括思想史、文化史）上，有两次类似于西方文艺复兴的时代，一次是五四时期，一次是新时期。在时代激变、社会转型、中西文化大碰撞的年代，恰恰都是从安徽文化厚土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皖籍作家和当代安徽作家率先发出了最响亮的声音。
1916－1917年，现代皖籍作家胡适、陈独秀利用晚清以来文学变革的态势和现代西方的思想文化资源，引发了文学革命，进而又迅速地发展为新文化运动。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在文学方面，是将晚清以来文学革命所累积起来的成果推引到事物变化的临界点上，借助新文化运动这一更大的思想资源，迅速促成其质变，使中国文学实现了由文言文向白话文、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变。在思想及社会文化形态方面，则是将科学、民主等现代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知识注入现代文化之中，把人从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创造了新鲜的属于现代中国的新文化，从而实现了中国文化由古代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据此，胡适、陈独秀被公认为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和精神领袖。正是有了胡适、陈独秀这一代人的贡献，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才有可能突破传统单一的文化传承模式，将20世纪的中国文化融入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之中。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新时期文学在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中崛起。在这个由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包括朦胧诗、新潮小说）、改革文学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构成文学主潮的阶段，安徽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和作家一直走在全国的最前列，他们在理论批评和文学创作两方面为新时期文学的崛起与繁荣，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令文坛瞩目，由此而成为当代文坛影响至今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一、理论批评的贡献
理论批评在先，文学创作随后，这种倒置的文学现象，是由新时期文学崛起之时的文学现实所决定的。这是因为，在中由的意识形态和“”打造出来的“阴谋文艺”及其的文艺理论，并没有因为的终结而终结，而这些理论对于人们思想的禁锢，对文学创作的阻碍，是具有意识形态功能效应的。因此，在新时期文学崛起之初，揭露、批判、清除“阴谋文艺”及其文艺理论，就成为新时期文学的首要任务。
在清除废墟、扫清障碍，为新时期文学的崛起开拓疆场的文学革命中，安徽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和作家处在先锋位置，最早站出来批判“”的“阴谋文艺”及其的文艺理论，仅看《安徽文艺》杂志1977－1979年发表的部分文艺理论家、批评家批判文艺理论的文章，也能大致反映这一强盛的态势：
1977年3期：严云受：《荒谬的理论，反动的公式――批判“三突出”》；姜义田：《砸碎“”的文艺模式》。
1977年4期：集众：《一面标志反革命“新纪元”的黑线――批判“”炮制的“根本任务”论》；许宏德：《评江青的“真人真事”论》。
1977年6期：李焕仁：《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判“根本任务论”》；刘夜峰《坚持唯物论反映论，真实反映工农兵斗争生活》。
1977年11期：欧荻：《生活•主题及其它――批判“”的“主题先行”论》。
1977年12期：毅冰：《“阴谋文艺”的鬼蜮伎俩》。
1978年1期：徐文玉：《连根铲除“黑线专政”论》；苏中：《“阴谋文艺”与“黑线专政”论》。
1978年3期：《斥所谓“文艺黑线”的“黑八论”――记本刊编辑部召开的文艺理论座谈会》。
1978年6期：本刊编辑部：《涤荡文艺领域的极“左”流毒》。
1978年9期：胡永年：《努力清除文艺批评领域的极 “左”余毒》。
1979年3期：《彻底清算路线对文艺界的摧残――安徽省文联召开的文艺座谈会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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