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杜牧的“并州之游，是以一个普通旅客身份出现的，因而在并州道中‘行役苦吟’，思醉遣乏，遇雨而寻酒家，而有诗作，是情顺理合的”。

    唐诗多出于宋以后文人收辑，常有一诗互见两集的，或彼作误此者有之，或律去首尾者有之。杜牧《樊川文集》二十卷，是杜牧生前嘱托其外甥裴延翰编辑并作序的，当属可信。但《樊川别集》则是北宋田�⑺�辑，连同后人收辑的《外集》，因别择不严，混入了李白、张籍、赵嘏、李商隐等人之作，甚至有无名氏之作，或他人赠杜牧之作，可信度较差。据编纂杜牧年谱、《杜牧传》的缪钺教授考证：“我以前作杜牧年谱，考证杜牧生平事迹，每年行踪，历久可考，他未到过并州和边塞”。“别集中如《边上春秋》、《青冢》、《边上胡笳三首》、《并州道中》诸诗，也都可疑……可能是他人作品混入者。”(15)杜牧一生著述颇多，从未言及到过山西。从晚唐和北宋人所撰写的各种文献，以及古《山西通志》、《汾州府志》、《汾阳县志》中，从未有过杜牧涉足今山西境内的任何记载。在清乾隆《汾阳县志》的“艺文”卷中，共收有9位唐代诗人的12首诗作，但名无杜牧、诗无《清明》和《并州道中》。从《并州道中》诗的内容看，既然是“戍楼春带雪，边角暮吹云”，怎么能说杜牧“在并州道中‘行役苦吟’，思醉遣乏，遇雨而寻酒家”呢？既然是“极目无人迹”，哪里有“路上行人”，又在哪里寻到牧童，问酒杏花村呢？

    综合上述“天、地、人”等三个方面的辨析，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杜牧涉足山西、到过汾阳杏花村并作《清明》诗。而《杏花村里酒如泉》一书硬把杜牧《清明》诗吟杏花村说成是汾阳杏花村，实属穿凿附会。因此说，“杏花村汾阳说”是不能成立的。   

二 

    1989年4月南京出版社出版由陈济民主编主撰的《金陵掌故》一书，其中《杜牧诗吟杏花村》文中指出：由于《清明》诗作者杜牧“没有在诗中留下注脚和暗示，以致各地对杏花村引起纷争。已出现的有安徽贵池说、山西汾阳说、湖北麻城说，殊不知杜牧所吟的杏花村原是在南京”。(16)其主要理由：一是有历史文献佐证。宋代乐史（930-1007）《太平寰宇记》在升州江宁条下记载：“杏花村在县理西，相传杜牧之沽酒处。”清嘉庆年间《金陵历代名胜志》、清陈作霖《风麓小志》和民国年间《首都志》等，均有南京杏花村“谓杜牧之沾酒处，信然”说。二是《清明》诗为唐大和七年（833）春夏间，31岁的杜牧由宣州赴扬州任上，往来于大江南北，“予过金陵”时所作。上述理由，事出有因，论据有错。

    明正德十四年（1519）《江宁县志》、清嘉庆十六年（1811）《新修江宁府志》和同治年间续辑的《江宁府志》（光绪辛已年即1881年修成）等三种志书上均记有杏花村。其中明正德《江宁县志》“卷之六”中记有：“杏花村在京城西南隅与风凰台相近，村中人家多植杏村，间竹成林。成化年间（1465-1487）成国庄简公时，司留钥因视城经此，爱之。赏值杏花开，命驾一赏。是后游者每春群集，遂成故事。”在清嘉庆《新修江宁府志》卷之八中“古迹”记有：“杏花村在城西信府河凤凰台一带。皆是明代士大夫园亭多在此。寰宇记谓即杜牧沾酒处。陋甚。”清道光四年（1824）刻本《上元县志》和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上江两县志》均查无“杏花村”。但是《上元县志》卷二十四中，收有杜牧《泊秦淮》、《江南怀古》和《杜秋娘》等三首诗。其中个别志书，因审核不严，记载有错，误传后人。

   《杜牧诗吟杏花村》文中所提《太平寰宇记》在升州江宁条下记有，“杏花村在县理西，相传杜牧之沽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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