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上开往芜湖的车，与司机老郑说到徽商，这位歙县茶商的后人唏嘘万千：“前些年放电视剧《红楼梦》，看到刘姥姥进大观园，我舅母说她家以前就是这样，因为她祖上几代都是徽州盐商。”
　　奢华实实在在地存在过。然而，往事毕竟已走远。
　　现在的问题是，当人们在谈论“新经济”时，能从那些徽州商人身上感悟到什么！出生贫寒而致富迅速的徽商，扮演类似时下“网络英雄”的角色。
穿过几条窄巷，绕过青砖灰瓦的平房，又踏上一条衰草披离的小径。三轮车夫指着半山坡上的一排老式房舍，用浓浓的皖南乡音大声道：“那不就是紫阳书院？”
　　轻易不要走近小城。因为孤身游荡在斑驳古朴的小巷中，常会怀疑是否走错了时代，平添几分不知通向何方的空寂。途经歙县，不经意便拐进古徽州最大的书院，屋舍已经破败，只有几个民工借居其中。从残瓦断垣中，依稀还能感受当年的气度。
　　想象起来会有点晕眩，这座庭院存世近800年了。所幸其鼎盛时段并不遥远：清乾隆年间，声望极隆的姚鼐在此设讲，一时听者如云。盛况没有延续很久。19世纪末，书院已无力遮掩它的衰败，因为支撑这座庭院的一群徽州商人，在那个世纪转换的时刻，已走到了路的尽头。
　　好在100年不算太久，现在似乎还能触摸到那段过往。在中国历史上，这批从皖南山区走出来的商人，是一个很奇特的存在。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能在短时间内暴富，与山西商人共同称雄。同时，他们又常常以“儒商”自居。在中国传统商人中，很少有人像徽商那样，将经济活动与文化结合得如此紧密。最后，徽商的整体性衰落却“不可阻挡”，刹那间灰飞烟灭。在这大喜大悲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操纵呢？
　　话还得从最高潮说起。紫阳书院历史上多次重修，最重要的一次是在公元1790年。那时，书院毁弃已有数十年，有一个人终于看不过去了，在短短数年间，他联合几个商人，先后捐银近3万两，才使这座庭院有了接下来的风光。
　　数万两白银对他只是区区小数，此时其家产已过百万，身任两淮盐业总商，号称江南首富。但是，倒退二三十年，这位被尊为“肯园先生”的徽商鲍志道，还只是江西鄱阳一个店铺的穷伙计。20岁那年，他孤身前往扬州，在盐业上打拼数年，把每笔生意都做得头头是道，一跃而成盐商巨户。这就是徽商，大多出生贫寒，而致富迅速。他们扮演类似时下“网络英雄”的角色，创造一个接一个“商海奇迹”。有清一代，这群从皖南深山走出的商人，资本已激增至千万两之巨，经营规模和资本额均达传统商业巅峰。
　　文化知识成了盐商巴结盐政大吏的重要纽带，他们更常从孔孟之道感悟“经商要诀” 。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为何偏偏徽商能登上去？徽州特有的文化底蕴是一个关键因素。在许多人眼中，皖南并不富裕。但是，过去那里却是许多人眼中的“世外桃源”。徽州地处万山丛中，公元4世纪以后，每当中原战乱，世家大族便举家南迁，躲进山里。这些北方士族带来治学业儒家风。久而久之，徽州渐成“十家之村，不废颂读”的邹鲁之邦。然而，圣贤书终究填不饱肚子，徽州山多田少的格局，迫使许多人离家踏上经商路，直至明清达到高潮。在儒学氛围中崛起的徽商，毕竟有较高的文化水准，这是与当时众多商帮的最大区别。
　　背着行囊匆匆离家的徽州人没有想到，经商的最大资本竟然就是文化。在徽商中，盐商向来是中坚，盐业获利之厚远超其它行业，历代朝廷对它的生产、运销、课税等都有严格政策规定。“贩盐”大贾熟悉本朝和前代盐法成了业务“必修课”。盐业是“官督商办”，清朝盐政官员品秩较高，大多精通翰墨，盐商想“高攀”，满嘴市井俗语必然自讨没趣。这时，文化知识便成了盐商巴结盐政大吏的重要纽带。 
　　更有意思的是，喝过几瓶墨水的徽商，常常从孔孟之道感悟“经商要诀”，诸如“以诚待人”、“以信接物”等原则，被后辈奉为商界立身之本，赢得消费者信赖。当一批商人上下都讨好时，赚钱便不再是难事。乾隆年代，仅扬州盐业的徽商资本已达四五千万两，而清朝最鼎盛时的国库存银不过7000万两。难怪乾隆爷下江南途经扬州，目睹徽商的豪阔排场，竟有“朕不及也”的感叹。
　　扬州毕竟是他乡。徽商发财之后，把大把的银子带回徽州，徽州渐成东南富庶之地。随后，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州篆刻等相继崛起，徽州文化俨然自成一派。如果说，经济是文化基础的话，徽州文化的“酵母”便是徽商。我们隐约看到了一个良性循环：文化与经济的互动。至此，一切似乎都进行得顺顺当当。
　　出身寒门的徽商“一步登天”之后，一根埋藏在他们心头很久的“弦”终于被拨动。接下来的事情却有点不妙。那些出身寒门的徽商“一步登天”之后，一根埋藏在他们心头很久的“弦”终于被拨动了。木商洪庭梅夜深人静时常自叹：如今虽已到为所欲为的地步，唯可惜的是还在做商贾。盐商汪才生更在儿子面前自贬为“贾竖子”，劝其千万不可效仿。这种“以商为羞”的心态像传染病一样蔓延。种种无奈的背后，是这些徽州人自小埋下的人生愿望。下一步，他们要“归儒”了。
　　从乾隆到嘉庆十年的70年间，同样在两淮经营盐业，徽商子弟有265人通过科举入仕，而晋商仅区区22人。晋商一向坦然，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一门心思逐利而已。而徽商争利只是手段，争名却是归宿。徽商大富之家的后代开始从经商路上“胜利大逃亡”。
　　很少有人像徽商那样，把生意做得这么大，却又做得如此三心二意。就在他们谋划“归儒”之策时，一向顺畅的商路发生“大逆转”。先是清政府改革盐法，剥夺了盐商的垄断特权，随后又严追他们历年欠税，众多徽州盐商被抄家抵债，迅速“”。其后，徽商中的茶商还苦撑了数十年，但到19世纪末，也走到了“十商九困”的末路，旧时的园林别墅，惟剩枯木寒鸦。一个“全国金融几可操纵”的显赫商帮，热闹了将近300年后，烟消云散。
　　一开始，文化优势助徽商成就奇迹；接下来，传统文化的桎梏注定徽商走不了太远。
这背后不可阻挡的强力，是战争吗？19世纪中叶，太平军横扫大半个中国，沉重打击了徽商的商业活动。是洋商吗？洋货进口日增，徽商的传统经营地盘被大量蚕食。还是清政府的改制与勒索？这些仍然并非根本。百多年后的一个下午，坐在安徽师大的一间办公室里，与几位研究这段历史的教授聊起此事，他们感慨：“可能还是徽商自己。” 
　　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商”。毕竟从“朱子理学”的故乡走出来，不仅字认得多些，宗法观念、光宗耀祖思想也根深蒂固。一开始，文化优势助徽商成就一个个奇迹，接下来，传统文化的桎梏注定徽商走不了太远。
　　那个时代，商人地位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在徽商们眼中，经商仅为谋生，读书也只是跳板，做官才是关键。《二刻拍案惊奇》说得刻薄：“徽州人有个僻性，是乌纱帽、红绣鞋，一生只这两件事不争银子。”“肯园先生”鲍志道的子孙大多不屑经商，但求读书做官。但官阶升了、门庭荣耀了，腰包却没有从前鼓了。那座紫阳书院也渐渐破落了。现实跟他们开了个大玩笑：没有了财力支撑，一切都艰难起来。文化与经济活动，从互动到互制，这是怎样的悖论！
　　至此，也许应当把眼光放得开阔些。徽商由盛转衰的19世纪末，恰好是上一次“新旧经济”交替的时代，以徽、晋商为代表的封建商品经济走到尽头，全新的资本主义新型商品经济正叩响中国大门。想完成“新旧经济”的过渡，必须跳出以乡土关系为纽带的商帮形式，把大量资金投入实业，实现商业与产业的结合。但“官本位”的徽商做不到，他们愿意把无数精力和财产投入官场竞逐，却不会花多少钱去投资产业。那道“新经济”的门槛，徽商注定无法迈过去。
　　就在这个巨商群体土崩瓦解的100多年后，又一次“新经济”的“完美风暴”悄悄袭来，告诉人们一个全新的概念：思想、形象与知识比物质产品、机械和原材料更重要。人们把这种建立在网络和电脑空间逻辑基础上的“新经济”称为“知识经济”。就这样，文化知识与经济活动完全变成了一个词组。
　　此时，人们突然想起那批自称“儒商”的徽州人。 
　　早在5000多年前，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用楔形文字在泥板上记下收支情况，从那以后，人类就将经济与文化结合在了一起。所不同的只是，这种“奇妙关系”有时表现得明显些，而有时则隐蔽些。徽商曾把这种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最终的结局却令人无尽伤感。是“仕农工商”的传统价值观，最终击垮了这个显赫的巨商群体。
　　也许，与“新经济”最直接对立的，不是“旧经济”，而是“旧文化”？ 
　　记者一个人在紫阳书院转了一圈，便匆匆离去。因为几位房客一直诧异地注视着我，以为我要在这座苍老的庭院里找寻什么东西。但在徽州，还有很多人抛不开那段往事。坐上开往芜湖的车，刚与司机老郑说到徽商，便让这位歙县茶商的后人唏嘘万千：“前些年放电视剧《红楼梦》，看到刘姥姥进大观园，我舅母说她家以前就是这样，因为她祖上几代都是徽州盐商。”奢华实实在在地存在过，然而，往事毕竟已走远?
　　现在的问题是，当人们在谈论“新经济”时，能从那些徽州商人身上感悟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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