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集《四水归堂》

  康熙五十七年，侨寓扬州的徽商后代程庭回到了歙县老家岑山渡，面对依山傍水的家乡，程庭惊诧了――惊诧于徽州的乡村。他在《春帆纪程》里这样描述：

  乡村如星列棋布，凡五里、十里，遥见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宛如城郭，殊足观也。

  走进徽州那一片片烟火万家、宛如城郭的村落，留在程庭心里的，也许不仅仅是惊讶。

  宏村是汪氏聚居的地方，徽州素有“四门三面水，十姓九汪家”的说法，仅此一点，就可看出，汪氏在当地可谓人多势众，是个大户人家。宏村始建于南宋，以它的风水学说而著名，我们不知道，当年，名满徽州的休宁海阳风水先生何可达在设计这座牛形村落时，是否已经预见到了村子的兴旺，反正后来的宏村汪氏，日趋兴盛发达，涌现出一大批显赫的商贾和官宦，民国十一年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的汪大燮和清末大盐商汪定贵就出生在这里。

  汪定贵是个盐商，他花了许多的钱建造了承志堂。著名作家汪曾祺的祖籍是安徽徽州，汪先生在返乡寻根的时候曾经看到过承志堂，在一篇文章中，他这样描述：

  房子是一个盐商盖的。盐商大概很发了点财，房子很考究。主房两进。两进之间是一个大天井，四面“跑马楼”。楼上无隔断，不能住人，想是庋藏财物的。这宅子引起美术界的注意，是因为有极精细的木雕。徽州木雕是在素面的木枋上开出长方的一块，内刻人物故事。天井南面的木枋上刻的是“百子闹元宵”，整整一百个孩子，敲锣打鼓，狮子龙灯，高跷旱船，很热闹，只是构图稍平。北面木枋上刻的是“唐肃宗宴官图”。两边的人物都微微向内倾侧，形成以肃宗为中心的画面，设计很聪明。

  〖采访内容〗黟县宏村村民 汪同福

  据当时传说，这个不是准确的数字，大概是60万两白银，白银60万两。他这个房子造的时候上面镀了黄金，用了100两黄金打成金锡箔把它贴在上面，所以现在你去看，还是金碧辉煌的。

  真是豪奢啊。按照明初的定制，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而且不许用斗拱、饰彩色。但是到汪定贵的时候，早已礼制崩坏，徽州商人“盛宫室、美衣服、侈饮食、拥赵女”，奢靡得一塌糊涂了。木雕、砖雕、石雕，徽州商人将大量的资金耗费在这些号称“徽州三绝”的民间技艺上，徽商雄厚的资本就这样化为乡土永恒的记忆。

  牌坊是徽州最显著的建筑。在徽州，最多的是贞节牌坊。按徽州俗例，男子最迟到了十六岁，就要出门做生意，因此徽州人往往早婚，当地流传说法是“歙南太荒唐，十三爹来十四娘”。此后外出学徒、经商，有时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还乡。“一世夫妻三年半，十年夫妻九年空”，胡适先生曾经感叹道，“一对夫妻的婚后生活至多不过三十六年或四十二年，但是他们在一起同居的时间，实际上不过三十六个月或四十二个月――也就是三年或三年半了。”

  【《十送郎》】歌词：

  送郎送到小桥头，手扶栏杆望水流。船家啊，今天撑俺家郎哥去，何时撑俺家郎哥回？

  〖采访内容〗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 余治淮

  她们常常把这悲伤的事情编成一种词，用哭来表达，就叫歌哭……她就在漫长等待中，产生了一种后悔，不该嫁给这些商人，她悔啊悔，悔不该嫁给出门郎，出门郎做生意，三年两头守空房，图什么大厅堂，贪什么高楼房，夜夜孤身睡空床，早知今日千般苦，我宁愿嫁给种田郎，日里田里忙耕种，夜里双双上花床。

  历史上，徽州境内曾经树立过千余座或木质、或砖质、或石质的古老牌坊，虽经五六百年的风雨侵蚀，至今仍有一百余座牌坊矗立在田间溪头，这其中，贞节牌坊就有40余座，而且均建于明清两代，这与徽州商帮驰骋天下、“几遍禹内”是同步的。

  这些寂寞的石头，彷佛徽州大地上不绝的音符。当明清时期的徽州商人，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商品经济的潮流中时，他们也许没有想到，他们必须以牺牲妇女们的青春甚至生命为代价。

  牌坊、祠堂、民居，是徽州古建三绝。一位日本建造学家在《中国民居研究》一书中，这样来描写徽州的传统民居：

  街巷又深又窄，阳光射不进去，但可以看到明朗的天空。石板路蜿蜒曲折，黑瓦墙顶高低起伏，形态端庄。身处此地，似乎突然觉得迷失在西班牙或意大利古老的街头。穿过饰有精巧砖刻门罩的大门，进入室内，令人吃惊的是，从上面射入的明亮幽静的光线，洒满了整个空间。人似乎在这个空间里消失了。站在这里仰视，四周是房檐，天只有一长条，一种与外界隔绝的静寂弥漫其中。

  这就是“四水归堂”了。

  〖采访内容〗南京工业大学教授 汪永平

  徽州建筑特点，就是叫什么呢，叫五凤朝天，四水归堂。或者叫五岳朝天，四水归堂，五岳朝天，就是他马头上墙，外面象征着五个山峰，所以叫五岳，四水归堂，他这个水都是往天井里面排，这个水排到天井里面，然后再排出去，他认为这个水是财水，财水不能外流，所以又叫做肥水不外流。

  “四水归堂”是徽派建筑的主要特征之一。在风水理论中，天井和“财禄”相关。经商之道，讲究以聚财为本，造就天井，使天降的雨露与财气，不至于流向别处，四水归堂，四方之财如同天上之水，源源不断地流入自己的家中。

  据《五杂俎》记载，从明万历到清乾隆的200年间，徽州商人商业资本的规模增加了10倍。而在商业资本规模急剧增长的同时，明清时期商品流通量的规模却增长缓慢。以当时社会最重要的商品，同时也是明清时期流通领域中数量最大的粮食、棉布来说，流通量仅仅增长了3倍。由此可见，明清时期商业利润的增长远远超过了商品流通量的增长。这样一来，一部分商业利润就必然无法被流通领域所容纳，必须游离出来，重新寻找出路。

  〖采访内容〗北京大学教授 萧国亮

  一部分资金流向产业，比如说像徽州商人发财以后，然后比如开办造纸厂，手工作坊，也有为了方便商业经营活动，在徽州商人里面经营棉布的就比较多，慢慢转化为包买商，也就是说，他把资本购买棉纱，然后发给像当时上海地区，松江府那些地方的农户织布，织完了布，收购上来，然后运到苏州进行加工，这些都是表现了他商业利润向产业的转移，也就是说，商业利润投向产业，转化为产业资本，但是这一点在徽商所有利润的流向当中，所占的比重是微不足道。

  对于徽商而言，“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在他们的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徽商的发展壮大，并没有冲击瓦解徽州传统的经济社会结构，相反，新安理学的文化纽带将商业与宗族整合在一起，徽商获得的商业利润又被源源不断地输回故土。

  〖采访内容〗清华大学EMBA特聘教授 梁小民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边，商人没有不断挣钱的思想，那么他们的思想，说老实话，在封建宗族社会，主要就是荣光耀祖。这种荣光耀祖的体现，不惜巨金盖房子，修牌坊，修门楼，实际上都是追求一种荣光耀祖这么一种满足，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西方的商人，西方的资本家和中国的商人对于财富的观点不一样，那么，西方商人，什么叫财富呢？就是财富在不断增值的过程中来扩张的，就是他把财富要拿去用，要去投资，然后这才叫财富，强调财富是一种继续创造财富的能力。而中国的商人大概基本上是房地产作为一种财富的重要形式，这是中国人历来的观念。什么东西是最可靠呢？买房子，买地。

  〖采访内容〗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高德步

  中国传统社会他基本的生产资料是什么？就是土地。中国传统社会最典型的财富形态是什么？就是土地。所以说中国所有的资本最终都归结到土地上，这个道理很简单，土地是我们生产、生活最基本的资料，中国的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社会群体最终都要回到土地上。比如说徽商，他没有土地，他通过贩卖起家，从小商人变成了大商人，然后他读书，变成了儒商，再读书，再科举变成了官僚。不论他经商也罢，还是变成官僚也罢，他都是把他的钱最终有一个相当部分的资金回到土地上。

  清人张英对土地价值的一段叙述，颇为生动。他说：“天下货财所积，则时时有水火盗贼之忧，至珍异之物，尤易招尤连祸。草野之人，有十金之积，则不能高枕而卧。独有田产不忧水火，不忧盗贼。”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之下，徽商将商业利润投向了土地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而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土地能带来丰厚的利益。历史记载表明，从明建文三年起，每隔50年全国米价以平均3.7倍的速度增长，清末米价增加近8倍。徽州地区由于“地狭人稠”，粮食一直奇缺，米价的上涨幅度更大，米价之高更是惊人，时有“斗米银三钱”一说。可见，拥有土地不仅可以获得高额地租收入免于无米之忧，且可以高价出售获取暴利。

  正因为土地能够带来稳定、丰厚的利益，又进一步地刺激了徽商追求和购买的欲望。

  所以绩溪汪村虽然只有二十多户人家，但在明清两代却有多达19户的商人在南京高淳购置了大量的土地；而棠樾的鲍氏父子虽然远在扬州，却在徽州购置了2000多亩义田。

  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的宗族，都不可能拥有如此巨大的族产。

  〖采访内容〗清华大学EMBA特聘教授 梁小民

  中国的商人，封建社会的商人，包括十大商帮，都没有完成封建社会商业资本向现代产业资本的过渡。

  乾隆五十三年，徽州发生洪涝灾害，洪水冲毁了徽州府城歙县太白楼下的河西桥和道教圣地齐云山下的登封桥。河西桥是婺源、祁门、休宁和黟县等地进入徽州府城的交通要道，而登封桥是黟县至杭州货运交通的大动脉，民谚云：“忙不忙，三日到余杭”，其中就要穿越这座桥。

  “江南首富”西递村的胡贯三听说此次灾难，立即捐资白银10万两，耗时八年，重建了16孔的河西桥，修复了登封桥。

  当朝的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歙县人曹振镛亲眼目睹了西递胡氏家族的义举，惊呼：“呜呼，胡通议诚好义也哉！”

  〖采访内容〗黟县西递胡氏后人 胡晖生

  胡贯三老了，还由他的大儿子和小儿子、二儿子一起，又捐资了一万五千两银子建了黟县的碧阳书院，所以他这个兴文重教是非常突出的。到了道光年间，就是179年以前，他的小儿子还负责重新修谱了，把我们明经胡氏的谱修出来了。

  “姓各有祠，宗各有谱”，徽州祠堂遍布。历史上，仅西递胡氏宗族，就拥有二十多所祠堂。对于西递明经胡氏来说，祠堂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正如徽州人常说的“举宗大事，莫最于祠。无祠则无宗，无宗则无族”，在徽州人的眼里，祠堂不再是族人聚集的场所，而是一种精神文化的象征。

  尊祖、敬宗、睦族，徽商把自己的命运与宗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渴望在宗族中得到族人的尊重，获得较高的地位。因此徽州商人不惜巨资修建宗祠，自觉自愿地将一部分商业利润用于宗族事务的消费之中。

  由于历史的变迁和人为的破坏，徽州历史上曾经建立的6000多座高大的祠堂大多已经磨灭毁坏了，但是今天我们能看到的还是有数百座之多。

  明清两朝，徽商营造园林之风也很盛。

  徽州西溪南有果园，果园的主人是吴天行，号称“百妾主人”，因为财大气粗，吴天行造了规模庞大的果园，家中还养了戏班，所谓“百妾”，其实是众多的歌女戏子。有人研究，果园主人或许就是《梅》的原型，甚至《梅》小说中许多的场景都是依据果园的布局而创作的。至今果园遗址中仍可见到许多假山石，不难想象当年果园建造的奢侈。

  唐模许氏家族涌现了许多商人，清初有一许翁，在外开了三十六爿典当铺，发了大财。因为老母亲喜欢杭州西湖，苦于交通不便，不能前往，于是许翁干脆出资，挖塘垒坝，修筑楼亭，在村外建了一个“小西湖”，让老母亲在家就能欣赏到西湖一年四季的美景。

  小西湖又称“檀干园”，今天看来，的确让人仿佛有西湖当前的感觉。

  在明清徽商鼎盛时期，他们凭藉巨额财富，构筑了大批园林，而且徽商最善于模仿各地的名胜建筑。其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杭州胜迹西湖妙景，更是令许多商人心驰神往。歙县北岸的吴姓商人，明末清初在杭州开设茶庄、当铺，晚年虽返归故园，但西湖风景仍时萦梦怀，于是特地派一画工前往实地绘制“西湖十景”，然后邀请徽州著名刻工雕刻在吴氏宗祠的石栏上，美仑美奂，流传至今。

  对故土家园的大规模营造，消耗了徽州商人的大量资本。徽州商人，就这样经过几辈人的辛劳奔波，不知不觉又回到了原地。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徽商义无反顾地抛弃祖辈留下的田地，率先变而服贾，走出徽州，最终成为闻名天下的大商帮。也同样是这群人，成为巨富之后依然情牵徽州，魂断故土。他们所创造的财富始于背井离乡，而这些财富最终又在对故土的滋养中烟消云散。

  残缺的牌坊，颓败的祠堂和废弃的园林留下了，它们默默诉说着徽商回归故土时的辉煌与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