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集《儒商》

  胡适先生说：我是安徽徽州人。先生在他的《四十自述》回忆录里这样描述他的家乡：徽州在旧制时代是个“府”；治下有六个“县”。我家世居的绩溪县，便是徽州府里最北的一县。从我县向南去便是歙县和休宁县；向西便是黟县和祁门县；祁门之南是婺源县。婺源是朱子的家乡。朱熹原来是在福建出生的；但是婺源却是他的祖籍。

  绩溪上庄是胡适先生的老家，至今古貌依旧，溪水潺潺，树影婆娑。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句赞美的就是上庄美景，这也是胡适先生经常为人挥毫所喜爱引用的一首诗词。

  就是这样一个朴素的山庄，让胡适先生魂牵梦萦。晚年蛰居台湾的胡适，念念不忘的是故乡徽州。“我将来如有工夫来写自己的传记，要用很大的一章来写我那个时代徽州的社会背景。”胡适先生说这番话的时候，用的是绩溪家乡话。他还特别指出，徽州故里生活是他“个人的文化背景”。那么，胡适先生所生活的时代，徽州的社会背景是什么样的呢？胡适先生所言“个人的文化背景”又是怎样的呢？

  1895年，四岁的胡适离开出生地上海，随母亲回到了家乡上庄，这一住就是九年。这一时期的上庄号称“小上海”。十里镇，五里后岸街，商铺林立，车水马龙。而乡里更多的族人则出外经营，有的已是赫赫有名。汪立政去了上海，创办“汪裕泰茶庄”，成为沪上著名的茶叶大王，还在杭州西子湖畔建了别墅。而与胡适同一家族的胡开文墨业则走向了全国市场。

  九年的家乡生活，对胡适有着极深刻的影响。1933年11月15日，胡适在谈到绩溪县志编纂的问题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县志不可但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饿死，早已不成局面。新志应列“大绩溪”一门，由各都画出路线，可看各都移殖的方向以及经营的种类。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徽州人对自己的生存环境做出了无奈的选择。胡适先生曾经说过：

  徽州地区全是山地，由于黄山的秀丽而远近闻名。这一带的河流都是自西北向东南流的，最后注入钱塘江。因为山地十分贫瘠，所以徽州的耕地甚少。全年的农产品只能供给当地居民大约三个月的食粮。不足的粮食，就只有向外地去购买补充了。所以我们徽州的山地居民，在此情况下，为着生存，就只有脱离农村，到城市里去经商。因而几千年来，我们徽州人就注定的成为生意人了。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著名商帮：徽商与晋商，他们皆处于贫困山区，种地无以生存，这种生存条件的劣势使得他们只有一条逼仄险峻的出路：经商。

  〖采访内容〗浙江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陈学文

  徽商就是徽州商人，是地域的商人，他开始应该是更加早一点，五代开始就有个别的商人，不是一个群体。到了宋代的时候，比较发达起来了，但是也没有形成全国规模的到处跑的这样一个商人集团，应该说他是在明朝中叶以后，就是嘉靖万历这段时间以后，隆庆开始这段时间以后，它已经形成全国庞大的商业集团……

  南宋的时候，朝廷迁都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促使临安附近的区域经济得以相应发展。由于徽州特殊地理环境和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徽人开始为经营茶叶、笔墨、宣纸、木材而“行买四方”。

  作为一个商人集团，徽州商帮的形成，大致在明代成化、弘治年间。从这一时期开始，“徽”和“商”或者“徽”和“贾”两个字相联成词，成为一个特定意义的名词而被时人广泛应用。

  〖采访内容〗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王振忠

  有一个显宦，就是很显赫的官僚，退休以后，回到松江，就是上海附近。有一个老人，就是指地方上的耆老，比较有声望的一个人，跑到他家里面，对他一直是打躬作揖，对他表示尊敬。那么这个官僚就很诧异，你干嘛对我这么恭敬，这个老人就讲了一段话，就讲什么话呢？因为我们松江一带的财富都被徽州人搬走了，现在有劳你老人家把这个财富搬回来，所以我怎么不应该对你表示尊敬呢，感激啊，那么这个官僚当然很惭愧了。这个寓言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官僚是收集民脂民膏。

  松江的钱都给徽商赚走了，《云间杂识》的记载，说明在明成化年间，松江是徽商早年最活跃的地方，徽商一词首先在这里流行是合乎情理的。

  “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明嘉靖以后，徽州从事商贾的人数大量增加，徽商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商界的一支劲旅，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乃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所谓“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说的是徽商在盐业领域开创了独执牛耳的局面。此外，徽商在茶业、木业、典当业等贸易方面也取得了不凡的业绩。康熙、乾隆年间，沿江地域流传着“无徽不成镇”的谚语，这一时期徽商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徽商进入了鼎盛时期。

  〖采访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栾成显

  徽州商帮在当时来讲，当时明代人就有这样的评价，在北方就是晋商，南方就是徽商，都是属于数一数二的，徽州商帮它之所以有这样的地位，是有很多原因的，但其中根本的原因，是徽州商人自己所具有的一些特点。按照经济学来谈的话，一般的商业活动的条件，大致需要一个是市场，第二个呢就是资金，得有钱，第三个就是资本，这个资本指的是人力资本，也就是商人本身的素质，人们往往重视什么呢？市场，重视资金，也就是那种钱的资本，而往往忽视人力资本。其实在商业活动当中，人力资本在某种意义，某些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徽州商帮，也就是徽商，他的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在人力资本这方面，是具有自己的特色的。

  徽商能迅速崛起，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深层次的文化基因。

  徽州是个移民社会，避乱是移民的第一位原因。从地理形态看，被群山封锁与外界隔绝的徽州就成为避乱的“桃花源里人家”。历史上，中原人有三次大规模地迁徙到徽州。一是两晋“永嘉之乱”之际，二是唐末五代时，第三阶段则是在两宋之际，“靖康之乱”，金兵南侵，大批士族涌入徽州。这三次大规模的移民行动，使得大批的中原世家大族迁入了徽州，中原的先进文明与徽州本土的山越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徽州文化。

  移民文化传统里的开放、冒险精神，沉淀在徽州人的血脉里。随着治乱的交替，徽州进退、吐纳着一批又一批避难、求生计的人，徽州文化在进退吐纳之间不断丰富、成熟，在一系列的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之中，徽商孕育而出。

  篁墩位于黄山屯溪的东北部，历史上进出徽州的移民大都在这里流下了足迹。理学大师程颢、程颐、朱熹的先祖都曾在此居住。因为“程朱阙里”，徽州人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良好的文化氛围，在徽商经营活动中所起的作用非同小可。

  〖采访内容〗苏州大学教授 刘淼

  经商的人，如果说他有“儒”的成分的话，主要受当地朱熹的思想影响比较大。另外从儒的整个发展来看，从二程开始，二程实际上架构了一个理学的理论体系，其实到后来的，像张载、范仲淹，一直到朱熹这个阶段……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实际上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把宋明理学应用起来，具体化，这个思想对于当时生活在皖南的徽州商人，或者江南地区，主要活动地区在江南的徽州商人集团而言，对他们影响是很大的。

  〖采访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张显清

  明中后期出现了早期启蒙思潮和实学思潮，这个思潮里面强调私欲，就是物质的欲望，个人的欲望，天理不能抹杀私欲，私欲是合理的，进而提出工商皆本，对工商业人赞扬……这些思想，早期启蒙思想和实学思潮，强调实学实用，强调自身，发展生产，这些思想和明中后期出现的商品经济发展，这是互相呼应的。

  程敏政是明成化年间礼部右侍郎，他在家乡建的房子，至今仍然保留着。其中一处厅堂上挂的匾额，“务本堂”三字赫然醒目。在徽州，号称“务本堂”、“敦本堂”的地方并不少见，但是，在扬州也曾经出现过“务本堂”三个字。史料记载，乾隆年间，扬州设立“务本堂”，作为徽州盐商办公、聚会之场所。扬州是徽商的侨寓地，在异域他乡出现“务本堂”这样的名称，的确耐人寻味。这自然让人联想到相似的两幅对联。黟县西递村的一幅对联为“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而在清代小说《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中记载，扬州河下老街，也就是徽商的主要聚居区，盐商万雪斋家中有一幅金笺对联写道：“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

  两幅对联均为二十字，只有三个字不同，但总体的意思却无二致，强调的是读书、耕田、营商。“耕田”是“务本”，“营商”实际上也是“务本”或“敦本”。或许，上述这两幅对联正可作“务本”二字的一个注脚。

  〖采访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张显清

  在徽商里面，在明后期进步思想是有反映的，比如说关于本末观，本是什么，农业为本了，工商为末，重本轻末，重本抑末，这是传统的儒家思想。重视农业，压抑工商业，这是传统的思想。到明中后期有人提出，工商也是本业，也支持，也应该发展，这个思想徽州有反映。徽州万历年间的《歙志》提到“昔者末富，今者本富”，过去把商业叫做末，今天的商业只是本，是本业，过去末业已经变成本业了，还有他讲“末富者多，本富者少”，讲当时的徽州地区的情况，也就是说徽州人大量舍本逐末，它是经过一个思想解放过程，如果本末观不发生变化，不可能大量人出去经商。

  明清时期的徽州，是一个“以贾代耕”、商人足迹“几遍宇内”的经济活跃之区；同时，徽州又是一个人才辈出，“虽十户之家，亦有诵读”的文风昌盛之地。因此，徽州商帮的一个重要特色是“贾而好儒”。

  明代徽人汪道昆形容徽商的“贾而好儒”为“古者右儒而左贾，吾郡或右贾而左儒”，并将此归结为“左儒右贾”。

  在徽商中间，以“业儒”出身者居多，这是徽商异乎其他商帮之处，也是徽商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考察一下明清时期山西商帮和徽州商帮势力的消长情况，更能说明问题。在明代，山西商帮和徽州商帮势均力敌。但从明代后期到清代嘉庆道光之际，在两淮盐业中，山西商帮每况愈下，徽商却迅猛发展。究其原因，山西商人不重视读书是一重要因素。清代山西巡抚刘于义在给雍正皇帝的奏折中提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中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可见，在晋商故里山西，其做法与徽商截然相反，他们将子弟中的俊秀者用于经商，这无疑给晋商的商业经营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又怎能与那些商贾结合而“练达明敏”的徽商相比呢！

  “多才善贾”，历来如此。

  春天的时候，在去休宁商山的路上，我们见到了掩映在青山绿水中的戴震墓。一代大儒戴震安息着，四周围一片寂静。

  戴震出生在清中叶，也就是在徽商兴盛辉煌的时期。戴震的父亲是贩布的行商，在江西南丰做着小本生意，仅可糊口而已。为了生存，18岁的戴震，开始了背井离乡的商旅生活。为此，年轻的戴震早早尝到了为商“经历险阻，跋涉山川，靡费金钱，牺牲时日”的滋味。在终日奔波中，戴震辗转京、晋、淮扬，讲学、应考，大多在徽商之家和徽商会馆中安身。在这段时期，戴震结交了许多徽州学友，像程瑶田、汪梧凤、程晋芳等，他们都是徽商世家大族，戴震与他们为友，熟知他们的情况，也深刻了解他们的愿望和追求。

  戴震是一位平民思想家，戴震哲学的许多精彩论述，实际上是围绕着徽商活动的社会背景展开的。 “吾郡少平原旷野，依山而居，商贾东西行营于外以就口食，虽为贾者，咸近士风。”“虽为贾者，咸近士风”，戴震准确地指出了徽商“贾而好儒”的特点。

  对于戴震这位同乡先贤，胡适是崇敬有加，生前几本《水经注》不离身，到逝前还在弄《水经注》学术公案。胡适后半生流离海外，蛰居台湾，但徽商情结一直在他心中梦绕魂牵。晚年的胡适，他常常念叨念叨“徽州婺源县”的朱子，念叨隆阜的戴震戴东原。

  胡适念念不忘的还有徽州老家的商店，一边卖茶叶，一边卖火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