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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文化―徽商―徽商的悲喜剧(四)

2017-05-31
出处:族谱网
作者:阿族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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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文化―徽商―徽商的悲喜剧(四),四、        重读“儒商”“儒商”身影徽商被誉为“儒商”。他们的确“贾而好

四、         重读“儒商”

“儒商”身影

徽商被誉为“儒商”。他们的确“贾而好儒”,与山陕商人有着明显的差异。

且看一份历史记录:

郑生名作,字宜述,号方山子。尝读书方山中,已,弃去为商。挟束书,弄扁舟,孤琴短剑,往来宋梁间。……识者谓郑生虽商也,而实非商也。

商人因为和钱打交道,所以形象往往带有铜臭气。可是这位叫郑作的明代徽商却大不一样。他号方山子,虽然四处经商,却“挟束书,弄扁舟,孤琴短剑,往来宋梁间”,这倒是一个书生的形象,哪里像一个商人!难怪熟悉他的人都说:“郑生虽商也,而实非商也。”这正是徽商留下的历史背影。

传统的熏陶

由于徽州教育一直很发达,不少人小时候都读过书,但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走上经商的道路。清代婺源县的董邦直就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徽商的人生道路:先“业儒”――读书,后不得不经商,在经商的同时仍然读书不辍,最后在文化上还小有建树。他弟兄五人,本来都读书,但家庭生计需要他经商,在奔走之余,他没有丢掉书籍和爱好,借着经商足迹,他广交名流,自己也不断创作,编有诗集四卷、词集三卷。徽商是商人,但他们醉心于文化;他们是商人,却曾经读书。他们有很重的商人气,但也不乏书卷气。

与士大夫的交往

徽商的“贾而好儒”还表现在他们和文人士大夫的交往上。清代扬州总商江春,在相传是明代文人康海(对山)的读书处建起了康山草堂,还筑有江园、深庄、东园等别业。江春建筑这些园林别业,既供自己享用,也用来聚会文人,吟风弄月,显示其风雅。乾隆年间,他邀集了一批文人在康山草堂悬像赋诗,以纪念苏东坡诞辰700年,金农、郑板桥、戴震、金兆燕,以及吴敬梓的儿子吴�R都参与其中,成为一时盛会。袁枚在给他写的墓志铭中记载他“性尤好客,招集名流,酒赋琴歌,不申旦不止。”有的文人,如蒋士铨、金兆燕就居住在康山草堂的秋声馆内。他也喜欢藏书、刻书,曾经在北京一次就收购了数万卷古书,刻印的书籍也很不少。

由“商”而“儒”

有的徽商不仅“好儒”,而且弃“贾”业“儒”。清代乾隆年间的程晋芳本来是盐商,却一心好儒,广购图书达5万册,年过40后,终于考中进士,四库馆开,他被选为翰林院编修,参与《四库全书》的编纂。包括袁枚在内的很多著名的文人士大夫和他都有交往,对他也很推崇。

“好儒”的动因

徽商“好儒”,是徽州的文化传统浸润的结果,又是现实逼迫的产物。因为“四民之末”的地位,使他们强烈要求改变身份,自己改变不了,就把希望寄托于下一代身上,所以他们极其重视教育;他们要获得政治庇护,就必须以“风雅”的姿态和官员、文人们交往;他们要营造良好的经商环境、提升自己的美誉度,就要投资各种文化活动和文化设施。他们的“好儒”既来自于内心对文化的向往,又带有“做秀”的成分。

儒商的局限性

徽商“好儒”,使之对中国文化史有积极的贡献,但也其局限性。首先,它表明了商人在封建社会中地位的卑微,尽管他们富甲天下,却不得不依附于封建政治,借“儒”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其次,他们将所获得的商业利润用来结交“儒林”,投资文化,没有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对于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未能走出更大的贡献。再次,也是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确立商人的价值观,他们认识不到商人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一个成功商人并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因而总是希望子孙后代不再作商人,自己创下的经商事业也没有得到继承和扩展,这对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显然是没有好处的。

总之,历史上的徽商曾经有过骄人的辉煌。但在辉煌的背后,蕴涵着他们无奈的选择和种种艰辛乃至屈辱,从而也决定了他们的人生追求和种种作为。在以儒家思想为传统的封建社会里,在重农抑商的时代,徽商的经商之路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他们虽然取得了成功、拥有了巨额财富,但他们并没有和别的商人一同形成一个独立阶层,没有自己的政治地位,也就摆脱不了“四民之末”的自卑;他们在人生价值取向上仍然以“耕读”为根本,在经营活动中处处受到限制乃至遭受欺压和凌辱。因此,他们表现出“好儒”的特点,上交官府、士大夫乃至天子,积极培养子弟读书以改变商人身份。他们的人生悲喜剧是封建社会商人的悲喜剧。

今天,商人的创业环境已经不同于封建社会。“新徽商”已经逐渐成为安徽经济发展的新符号。但是,从历史徽商悲喜剧中,我们应该意识到,社会应该给商人以更多的理解和宽容,给他们创业以更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心理环境;反之,商人或企业家们也更应该摆脱传统的影响,构建起新的商人人格和新的价值系统,在法制的轨道内,以诚信为基石,通过创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从而促进安徽经济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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