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文化―徽商―徽商发展与清代状元的关系研究(四)
在徽商的鼎力襄赞下,徽州科举及第之人甚众。当时流传有“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的佳话。三殿撰是指: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科状元黄轩,休宁人;乾隆三十七年壬辰科状元金榜,歙县人;乾隆四十年乙未科状元吴锡龄,休宁人。他们三人,是连科高中一甲一名进士。四翰林指同治十年辛未科的梁耀枢、郑成章、黄崇惺、汪运纶,他们同科获进士及第,几个人的住家,分布在一条风光秀丽的溪水之滨,相距仅十数里而已。再以歙县一地而论,据北京歙县会馆观光堂“题名榜”载,歙县本籍与寄籍之“官京朝、取科第”者,共有:进士296人,其中状元5人、榜眼2人、探花8人、传胪5人、会元3人、解元13人。曾任内阁大学士者4人、尚书7人、侍郎21人、都察院都察御史7人、内阁学士15人[16]。由此我们可知,有清一代安徽出本籍状元9人、寄籍状元15人,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了。
其次,在商业活动中遵守儒家的道德规范,有助于提高商人的威信,推动商业经营。
士而兼商或商而兼士的人,是带着浓厚的儒家气息混迹商界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使他们得益不浅。譬如,诚实不欺、公平守信是儒家的重要思想之一,许多徽商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伦理观念与经营原则。如大盐商吴时英手下的一个“掌计”,借用他的名义向别人借了一万六千缗钱,后来还不了债。事发后,有人对吴说:“彼债彼还,尔公何与焉!”吴却答道:“诸长者挈累万而贷不知,何者?人信吾名也。吾党因而为僭,而吾以僭乘之,其曲在我。是曰倍德,倍德不祥。”后来,他还是亲自还了这笔债务[17]。不仅大商人如此,一般商人的帮手,也十分注意洁身自好。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便十分称赞徽商的伙计:“其人铢两不私,故能以身得幸于大贾而无遗。”[18]在商业贸易中,也是如此,公平守信给他们带来不少好处。
由于儒家思想的薰陶,徽商普遍鄙夷腰缠万贯而又唯利是图的人。他们尊奉“利以义制”的信条。汪道昆曾记述这样一个徽商的事迹:“癸卯谷贱伤农,诸贾人持谷价不予,长公独与平价�锘�之。明年饥,谷踊贵,长公出谷市诸下户,价如往年平。境内德长公,诵义至今不绝。”[19]这样,也使商人广揽了声誉,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
第三,学风称盛于世,许多商贾士人以弘扬儒家文化为最大的志趣。
由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徽州自南宋以后,文风日盛,“彬彬多文学之士,其风埒于邹鲁”[20]。加之安徽是理学家朱熹的故里,更使芸芸士子以名教相砥砺。茗州《吴氏家典》云:“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由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许多徽商及其子弟把志趣集中在藏书、著述及与学者文人的交流方面。其中一个典型的人物,便是巨商鲍廷博。据载:“鲍廷博,字以文,安徽歙县人。少习会计,流寓浙中,因家焉。以冶坊为世业,而喜读书,载籍极博。乾隆三十八年诏求天下遗书。廷博独得三百余种,赍浙江学政王杰上进,奉旨以内府所刻《图书集成》一部赐廷博,乡里荣之。廷博尝校刻《知不足斋丛书》二十四集,嘉庆二十年流传禁中,仁宗见之,传谕抚臣曰:‘朕近日读鲍氏丛书,亦名知不足斋,为语鲍氏勿改,联帝王家之知不足,鲍氏乃读书人知不足也。’迨廿五至廿八集进呈,有旨赐举人,传为盛事。”[21]这位鲍廷博,平日购书以养志,裒然成大藏书家,因进献图书而受知于乾隆、嘉庆两朝,名闻当时。他获举人头衔时,已年逾八旬。还有记载说他:“居恒好学,耽吟咏,不求仕宦,天趣清远。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感谢每一位辛勤著写的作者,感谢每一位的分享。
相关资料
- 有价值
- 一般般
- 没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