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说，商人及其子弟要取得官衔，一方面是靠“急公议叙”，即“捐纳”。当时，每逢遇到自然灾害或政府需要大量经费之际，商人就纷纷解囊，捐资助赈，实际是向政府买官。他们只图荣衔，一般不求实职，目的是在取得虚职空衔后，在经营上、社会地位上获得大量好处。另一方面是“读书登第”，由科举跻身仕途，这可以谋得实职。

    清代盐商荣膺官衔者，遍及江南。乾隆帝时多次南巡，扬州是主要落脚地，众商筹款集资，颇称上意。乾隆二十二年上谕：“联翠华南巡，……两淮商众，皆未登仕版之人，其承办差务，踊跃急公，宣沛特恩，以示奖励。伊等本身原有职衔，如已至三品者，俱著赏其奉宸苑卿衔。其未至三品者，俱各加顶带一级。”[⑧]有的盐商甚至直接上交天子，得到乾隆帝的隆遇。如歙商郑鉴元，在扬州“总司鹾事十余年，诰授通议大夫候选道。乾隆五十五年入京祝万寿，加一级，召预千叟宴，赐御制诗及粟帛，又以输军饷一万两以上，议叙加五级，覃恩诰封中宪大夫、刑部山东员外郎。”[⑨]一个盐商能受此殊荣，真可谓恩渥有加。

    清代，徽州确实还涌现出一批科举出身的达官显宦，他们多数是徽商的子弟。状元仅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而已。这些人乡土、宗族观念很强，“凡有关乡闾桑梓者，无不图谋筹划，务获万全”[⑩]。这无疑给众多的徽商平添了一道有力的政治屏障。

    第二，非贾即儒，士商相兼。

    徽州地区不仅商人势力强盛，同时还有重视儒学文化的传统。汪道昆说：“大江以南，新都〔徽州的别称〕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11]“践更”本是指古代服徭役时，受钱代人股役。这里比喻徽州的风俗，儒要之间联系密切，形成一种非你即我、非我即你的局面。

    这种风尚的形成，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徽商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谋求功名仕进，因而注意学习儒家文化。

    在封建时代，传统的“四民之业，惟士为尊”的观念，一直是根深缔固的。在士、农、工、商中，商居四民之末。商人欲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重要的途径就是加入士人的行列，读书登第，弋取功名，甚至成为达官显宦。汪道昆有一段话，说得相当透彻，他说：“新都三贾一儒，要之文献国也。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驰儒而张贾。既而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驰贾而张儒。一张一驰，迭相为用。不万钟则千驷，犹之转毂相巡，岂其单厚然乎哉！”[12]这段话，绘出了当时商人们的心态与追求。

    徽州商人采取了许多措施，资助和奖掖自己的子弟读书业儒。徽属各邑除府、县学及社学外，书院林立。仅歙县一地，“书院凡数十，以紫阳为大”[13]。其资金多来自徽商。如大盐商鲍志道便曾捐三千金修建紫阳书院、八千金修建山间书院。又按旧制，应试士子只能在本乡报考，不得冒籍。从明代起，徽商便不断努力，终于争取到了在侨寓地区应试的权力，即所谓“商籍”制度。据史载：“吴宪自新安来钱塘，初试额未有商籍，业鹾之家艰于原籍应试。宪因与同邑汪文演，力请台使（巡盐御史）设立商籍，上疏报可。至今岁科如民籍例，科第不绝。“[14]清同治年间，歙商还捐出12300缗巨资，在南京创建歙县试馆，作为士子参加乡试住留之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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