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茶商朱文炽因舍利取义在广东从商20余年，亏损本银数万两，却全无怨悔。这样的例子，在徽州历代的史籍里俯拾可得。安徽人在史书里特地记载，引以为荣。这虽然不能不说是与商业赚钱的目的和精神背道而驰，但是至今，传统徽商的经商之道在安徽商人中风骨犹存，安徽商人仍然怀着舍利取义的古国之风，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讲求诚信，重产品质量。
    我们轻视某样事物时，往往会说“一文不值！”，但对于徽商而言，哪怕只有一文钱，照样可以倒腾出名堂来。
    清末许奉恩所著笔记小说中有一个“一文钱”的故事，说有甲乙两位安徽商人，带着巨款来苏州做生意，生意未成，却各自恋上妓女，钱财很快挥霍一空。他们沦落成了乞丐，夜了就寄宿在古庙里。一天晚上，两人就地燃火，相对唏嘘。甲徽商摸出仅存的一文钱要扔掉，乙徽商急忙拿住说：“我有办法了。”不一会儿，乙徽商抱着一堆竹片、草茎、破纸、鸡鸭毛等回来，让甲徽商和他一起用一文钱买来的面粉，调成糨糊，将草缠在竹片上，蒙上纸，再粘上鸡鸭毛，一共做了二三百件栩栩如生的各种禽鸟纸玩具。天一亮，两个落泊的徽商带着这些禽鸟纸玩具来到玄妙观，玄妙观为苏州寺观之最，游人如鲫。当地人见禽鸟玩具即争相购买。一个上午，他们赚了5000多文钱。这时，乙徽商才告诉甲徽商：竹片、草茎、破纸、鸡鸭毛都是在市场上捡回来的，那一文钱买了点面粉，这就是全部“家当”。不到两年，两徽商便积资数万。他们在苏州开店，为不忘本，以“一文钱”为店名。从此，“一文钱”名扬苏州，生意日隆。
   “一文不值”对于从前的徽商似乎是不成立的。仅仅一文钱也可以发家，可以令相对唏嘘身陷无助的乞人富可敌国。
    而在中国经济史上倒腾出最大明堂的是一位叫王直的徽商，他在明朝勇闯朝廷海禁的禁区，从事海上贸易，把生意做到了日本，他远赴广东打造巨舰，攻灭多股海盗，使整个东南沿海悉为其所制。王直靖海有功，但他并未凭借自己拥有的强大舰队叛国害民，反而多次上疏请求朝廷开放海禁，与周边国家通商贸易。这些正当请求被昏庸腐朽的朝廷拒绝，王直船队遭官府水师围攻。由此可见，官府在先，王直反叛于后，实属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王直经商素来讲究信义，现在的日本人称他为“大明国儒生，有相当高的教养”，对他都很信服，肯定王直在中日经济文化交流史上的积极贡献。那时候的日本正处于战国时代，各个封建家族割据称雄，彼此攻伐，并无统一的国家意志，番镇割据的局面导致了日本国的混乱，给王直以日本为根据地反击明朝政府的机会。从地理意义上来讲，应该说是王直率舰队侵略了日本才对，而不能说他就此背叛了祖国，因为他从来没有忘记整军经武、反攻大陆，以武力劝谏明政府开放海禁。王直以日本平户、五岛地方为根据地，建立国都，国号为“宋”，王直本人则称“徽王”。他在日本部署官吏，控制战略要冲，周边岛屿的日本人都受徽王政权的管辖，初步形成了以“徽王”为中心的徽浙海外贸易集团。自王直以后，日本平户港一直是明末清初中日民间海商贸易的主要据点。
    明万历福建长乐人谢杰所著《虔台倭纂》对“倭寇”起源的记载如下：“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人、漳人、宁绍人主之也。其人众其地不足以供，势不能不食其力于外，漳潮以番舶为利，宁绍及浙沿海以市商灶户为利，初皆不为盗”。上述文字道明了所谓“倭寇”其实均为东南沿海的中国人领导，而且“初皆不为盗”。正是官府断绝了他们的生路才导致了倭寇的风行海上，而王直正是这些反叛势力的领袖人物。
    1552年，王直率遮天敝海的强大舰队自日本平户港出发，反击明帝国沿海官府，官军望风丧胆。王直在浙江沿海设营，联络三百里，数次击败明朝政府水陆军队。这支活跃在西太平洋的强大舰队的首领都是地道的中国人，而日本人在其中不仅数量很少，而且也从来没起过什么主导作用，只不过是王直所部的雇佣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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