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徽派朴学的兴起推动了清代乾嘉学术的昌盛。以戴震为代表的徽州朴学家的思想浓度和学术水平无疑是中国18世纪的高峰标志，徽派朴学不仅影响徽州，还成为整个清代的学术风气。自从徽州学术自立一派，师师相承，著书立说，枝高荫广。徽派朴学的学术传人也越过区域界限而遍布全国。影响之大，称盛一时。清史《戴震传》称戴学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字学，二是数学，三是典章制度。戴震去世以后，文字学由高邮王念孙、金坛段玉裁继承发扬；数学由曲阜孔广森继承发扬；典章制度由兴化任大椿继承发扬。王、段、孔、任都是戴震的学生，均为清代学界的著名代表人物。尤其段、王把戴震的文字学发扬光大，影响所及，至今不衰。段玉裁把他的学问传给女婿龚丽正及外孙龚自珍，王念孙传其子王引之。俞樾私淑王氏父子，俞樾高足有章太炎，章太炎大弟子有黄侃、吴承仕，黄侃一系的弟子又有陆宗达、殷孟伦、徐复、洪诚等。当代钻研文字训诂学者，也大都深受这一派的影响。追溯源头，均始于徽派。

      其次，朴学重证据，故不遗余力的搜集资料，扩大资料的研究范围，用实物整理史料，开启了传统史料学同博物考古相结合的新路子。程瑶田为了搜集资料，曾四次到全国各地调查访问，用实物证实文献，又用文献考证实物。有一次在河北丰润县，见文庙中有一只牛鼎，县志记载为赵宋时的物品。程瑶田从形制上看认为不应该是赵宋时的东西，于是博检《宋书》、《周官》、《春秋》等诸多文献，又从各代祠祀制度上考察，终于弄清为刘宋时物。他把史料同考古结合起来的治学方法，是一种十分客观的科学方法，为近代考古学的建立开启了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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