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六体:三国两晋时代的地图学
三国时的地图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地理学著作的特点是撰述各地州、郡以及山、川的“地记”大量出现。地记的内容包括各地的历史和地理情况。如谯周的《三巴记》,顾启期的《娄地问》,庚仲雍的《湘州记》等。关于记山的著作,有释慧道的《庐山记》和葛洪的《幕阜山记》等。
水道的有时人的《水经》和郦道元的水经注。此外还出现了几部全国性的杂志。如《畿服经》170卷,《地理书》149卷和《地记》252卷等。篇幅浩大,内容丰富。但可惜这些著作几已散失殆尽,所存无几。
三国时期,出于军事政治需要,魏、蜀、吴三国都在想方设法绘制更准确、更方便的军用地图。据《拾遗记》记载,孙权在军旅之隙,常常想要找到一个善画的高手,画出一幅好的地图来,丞相赵达便将自己的妹妹推荐给他并成为其夫人。这位赵夫人对孙权说:“丹青之色,甚易曷,欠灭,不可久宝;妾能刺绣,作列国方帛之上,写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阵之形。”这幅刺绣地图完工之后,时人称赵夫人的技艺为“针绝”。
《三国志・魏书・孙礼传》提到一种可判断郡界纠纷的疆域地图。冀州牧孙礼上任时,太傅司马宣王谓礼曰:“今清河、平原争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决之。”礼曰:“若欲史必也无讼,当以列祖初封平原时图决之。”“今图藏在天府,便可于坐上断也,岂待到州乎?”
公元三世纪,西晋京相�[(生卒年代不详)和裴秀(公元223-271年)著《禹贡九州地域图记》十八篇并绘制:“一寸为百里。”的全国地图《方丈图》。裴秀总结了我国古代的制图经验,提出绘制地图的原则:“制图六体”,其中包括比例、距离、方位等制图的科学原则,对地图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公元399-412年,东晋法显(姓龚,名字不详,法显是法号,约公元337-422年)曾到印度、斯里兰卡等许多地方,归国后于公元416年写成《佛国记》,这是研究中亚和印度等的古代地理的重要文献。
南朝刘宋时,谢庄(生卒年代不详)制成了可以表示地形的木图,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立体地图。
裴秀和他的“制图六体”
西晋时,中国出现了一位著名的地理学家、制图理论家裴秀(公元223-271)李约瑟称他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与欧洲古希腊著名地图学家托勒密(Ptolemaeus Claudius,约公元90-168)齐名,是世界古代地图学史上东西辉映的两颗灿烂明星。
裴秀(223-271年)字季彦,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自幼好学,知识渊博。出身官僚世家,官至司空。接触到不少的地理和地图资料。由于才华出众,所以青少年时代就受到社会知名人士的赞赏。
春秋战国时期地图已广泛用于战争和国家管理,秦汉以后损失严重。出于政治和军事需要,裴秀立意制作新图。他领导和组织编制成《禹贡地域图》18篇,这是中国和全世界见于文字记载的最早历史地图集。为了便于应用,他还将一幅篇幅过大(用娟八十匹绘制)的《天下大图》缩制成以寸为百里(比例尺1:1 800 000)的《地形方丈图》,图上载有名山都邑,为军政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裴秀在地图学上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第一次明确建立了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理论。他总结我国古代地图绘制的经验,在《禹贡地域图》序中提出了著名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制图理论――“制图六体”。 所谓“制图六体”就是绘制地图时必须遵守的六项原则,即:即分率(比例尺)、准望(方位)、道里(距离)、高下(地势起伏)、方邪(倾斜角度)、迂直(河流、道路的曲直),前三条讲的是比例尺、方位和路程距离,是最主要的普遍的绘图原则;后三条是因地形起伏变化而须考虑的问题。这六项原则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它把制图学中的主要问题都接触到了。 这是他对中国地图学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中国古代唯一的系统制图理论。直至今天地图绘制考虑的主要问题除经纬线和投影外,裴秀几乎都扼要地提到了。 裴秀提出的这些制图原则,是绘制平面地图的基本科学理论,为编制地图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它一直影响着清代以前中国传统的制图学,在中国地图学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世界地图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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