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

    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恨河梁。

    ――魏曹丕《燕歌行》

　　作为七夕传说的蓝本，牵牛织女及七月初七首先牵扯到上古天文历法及星祀宗教。牵牛织女在具有人格意态前首先是作为二星出现，按照上古神话系统发展规律，先从“星到神”，而后“神到人”，牵牛星又名“河鼓”，二十八宿之一，玄武七宿的第二宿，有星六颗(正好是希腊神话中的摩羯座六星)；与银河另一端的织女星(即天琴座三颗主星)遥遥相望。牵牛星被我们农耕的华夏民族祖先的视为谷物神，织女则传说是天帝之女桑神，谷物神和桑蚕神都是我们这个农耕民族的先民极为看重的神祗。七夕之“七”的记日法是夏历的习惯，上古人们祭祀常常选在一七和二七，祭牲仪品数量也常常为七的倍数。

西方星象图

　　西周的开国使华夏先民逐渐结束了迷蒙的神祗时代，宗教色彩退去后的牵牛织女开始焕炼出人格色彩，同时也逐渐渗入人文浓郁的文学系统。这类作品可上溯到先秦甚至更早。《诗经・小雅・大东》有：

　　“维天有汉，监亦有光。岐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彼牵牛，不以报箱。”

　　大意是说：银河两岸的牵牛星、织女星，徒有其名，却不会织布，不能拉车。微言大义的后世注解习惯将其作为一首对西周王室怨恨讽刺的诗，刺其虽身居高位，却无恤民之行。这里的织女、牵牛还没什么故事情节，只是有关日月星辰的简单人格化，不过，这颗文化的种子已经开始萌芽了。

　　“七夕”的节日在战国时期可能就已经有了，据《物原》记载：“楚怀王初置七夕”。秦汉魏晋是神话志怪的大发展的时期，“牵牛织女”的上古神祗在这时化成优美的传说，经过后来的不断丰富，成为中国四大传说之首。

　　西汉时，织女、牵牛开始有了人的形态，他们的石像遥遥矗立在彼时长安城的昆明池两畔。班固《西都赋》有句：“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李善注引《汉宫阙疏》云：“昆明池有二石人，牵牛织女像。”他们已从天上来到人间，但仍然远远地隔离在池的两边。这个神话传说的雏形成立于西汉武帝至东汉明帝之间。

　　爱情的灵感迅速充盈进了这个简单的想象模式，孕育幻化出优美的诗篇和动人的故事。只是这个故事一开始就是以悲剧的形式出现，纵使后世好心的弥补依然无法弥合先天的悲情。《古诗十九首》首先透露了这一信息，见《迢迢牵牛星》：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问，脉脉不得语。”

 　　这故事在后世的漫漫岁月中酝酿、丰富。到了东汉时慢慢缓和了悲剧的色彩。鹊桥这个非常有创意的元素出现在东汉人应邵编撰的《风俗通义》，同时还提到了七夕的相会，这就使悲情的故事稍微有了一点安慰，其中有一段记载：“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日鹊首无故髡，因为梁以渡织女故也。”也许是偶然遇见的一只秃头喜鹊所触发的灵感？

　　牛女故事的爱情情节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代几乎发展完备，南朝梁人宗懔《荆楚岁时记》:“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女也。年年织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牛郎,嫁后遂废织。天帝怒,责令归河东,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会。”天帝似乎是一个严厉的家长，这大概是汉魏时期家族生活、伦理规范的反映。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七夕开始出现节日的气息。《御览》卷三十一引东晋周处《风土记》：“七月初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以祈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或云见天汉中有奕奕正白气，有光耀五色，以此为征应。见者便拜而愿祈富祈寿，无子祈子，惟得祈一，不可兼求……”

 　　中国文学的特点是以诗文见长，早期神话传说的流传也多以诗词为载体，诗人墨客们伤怀吟哦那相思时的期待，相会时的缱绻，相离后的惆怅，而诗文的优点是可以无限浪漫缥缈，却难有实质性内容，所以，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段里，这一传说情节并无太多进展，这一现象对于什么都想翻拍成电视剧的现代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后来话本志怪小说戏剧的兴盛繁荣，才使得牵牛织女的传说真正拉开了讲故事的驾式，包括背景、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来龙去脉等，眉目清晰，详细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