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出生的松江府是个农业发达之区。早年他曾从事过农业生产，取得功名以后，虽忙于各种政事，但一刻也没有忘怀农本。眼见明朝统治江河日下，屡次陈说根本之至计在于农。自号“玄扈先生”，以明重农之志。玄扈原指一种与农时季节有关的候鸟，古时曾将管理农业生产的官称为“九扈”。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至三十八年（1610年），徐光启在为他父亲居丧的3年期间，就在他家乡开辟双园、农庄别墅，进行农业试验，总结出许多农作物种植、引种、耕作的经验，写了《甘薯疏》、《芜菁疏》、《吉贝疏》、《种棉花法》和《代园种竹图说》等农业著作。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秋至四十六年（1618年）闰四月，徐光启又来到天津垦殖，进行第二次农业试验。天启元年（1621年）又两次到天津，进行更大规模的农业试验，写出了《北耕录》、《宜垦令》和《农遗杂疏》等著作。这两段比较集中的时间里从事的农事试验与写作，为他日后编撰大型农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天启二年（1622年），徐光启告病返乡，冠带闲住。此时他不顾年事已高，继续试种农作物，同时开始搜集、整理资料，撰写农书，以实现他毕生的心愿。崇祯元年（1628年），徐光启官复原职，此时农书写作已初具规模，但由于上任后忙于负责修订历书，农书的最后定稿工作无暇顾及，直到死于任上。以后这部农书便由他的门人陈子龙等人负责修订，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亦即徐光启死后的6年，刻板付印，并定名为《农政全书》。

　　整理之后的《农政全书》，“大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全书分为12目，共60卷，50余万字。12目中包括：农本3卷；田制2卷；农事6卷；水利9卷；农器4卷；树艺6卷；蚕桑4卷；蚕桑广类2卷；种植4卷；牧养1卷；制造1卷；荒政18卷。《农政全书》基本上囊括了古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其中又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徐光启的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贯彻这一思想正是本书不同于前代大型农书的特色之所在。前代农书，无论是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还是元代王祯的《农书》，虽然也都是以农本观念为中心思想，但重点在生产技术和知识，可以说是纯技术性的农书。《农政全书》按内容大致上可分为农政措施和农业技术两部分。但前者是全书的纲，后者是实现纲领的技术措施。于是在书中我们看到了开垦、水利、荒政这样一些不同寻常的内容，并且占了全书将近一半的篇幅，这是前代农书所鲜见的。以“荒政”为类，前代农书，如汉《锸ぶ�查》、北魏《齐民椰蝉》．充然亦偶洱垢及一盯`直富淖魑铮�滨至在袁吊祯《农书　“俟绕住爸�末开始出现”备荒论“，然不足2000字，比之《农政全书》实在是少得堪怜。《农政全书》中，”荒政"作为一目，且有18卷之多，为全书12目之冠。目中对历代备荒的议论、政策作了综述，水旱虫灾作了统计，救灾措施及其利弊作了分析，最后附草木野菜可资充饥的植物414种。

　　然而，救荒只是治标，水利才是治本。水利作为一目，亦有9卷之多，位居全书第二。徐光启认为，水利为农之本，无水则无田。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西北方有着广阔的荒地弃而不耕；另一方面京师和军队需要的大量粮食要从长江下游启运，耗费惊人。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他提出在北方实行屯垦，屯垦需要水利。他在天津所做的垦殖试验，就是为了探索扭转南粮北调的可行性问题，以借以巩固国防，安定人民生活。这正是《农政全书》中专门讨论开垦和水利问题的出发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就是徐光启写作《农政全书》的宗旨。

　　但是徐光启并没有因为着重农政而忽视技术，相反他还根据自己多年从事农事试验的经验，极大地丰富了古农书中的农业技术内容。例如，对棉花栽培技术的总结，古农书中有关的记载最早见于唐韩鄂的《四时纂要》，以后便是元代的《农桑辑要》和王祯《农书》，但记载都很简略，仅有寥寥数百字而已。明代王象晋《群芳谱》中的“棉谱”，约有2000多字，比之略晚的《农政全书》却长达6000多字，可谓后来居上。该书系统地介绍了长江三角洲地区棉花栽培经验，内容涉及棉花的种植制度，土壤耕作和丰产措施，其中最精彩的就是他总结的“精拣核，早下种，深根，短干，稀科，肥壅”的丰产十四字诀。从农政思想出发，徐光启非常热衷于新作物的试验与推广，“每闻他方之产可以利济人者，往往欲得而艺之”。例如当他听到闽越一带有甘薯的消息后，便从莆田引来薯种试种，并取得成功。随后便根据自己的经验，写下了详细的生产指导书《甘薯疏》，用以推广甘薯种植，用来备荒。后来又经过整理，收入《农政全书》。甘薯如此，对于其他一切新引入、新驯化栽培的作物，无论是粮、油、纤维，也都详尽地搜集了栽种、加工技术知识，有的精彩程度不下棉花和甘薯。这就使得《农政全书》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农业百科全书。

　　通观全书不难发现《农政全书》系在对前人的农书和有关农业的文献进行系统摘编译述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体会撰写而成的。徐光启十分重视农业文献的研究，“大而经纶康济之书，小而农桑琐屑之务，目不停览，手不停笔。”据统计，全书征引的文献就有225种之多，真可谓是“杂采众家”。

　　然而徐光启摘编前人的文献时，并不是盲目追随古人，卖弄博雅，而是区分糟粕与精华，有批判地存录。对于一些迷信之流，往往阙而不录，对于已收录的文献，也多采用“玄扈先生曰”（即今日之编者按）形式，或指出错误，或纠正缺点，或补充其不足，或指明古今之不同，不可照搬。但这还不是玄扈先生的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著古制以明今用”。

　　例如，他把我国历史上从春秋到元朝所记载的111次蝗灾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了分析，发现蝗灾“最盛于夏秋之间”，得出“涸泽者蝗之原本也”的结论。他还对蝗虫的生活史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并提出了防治办法。

　　徐光启就是在大量摘引前人文献的同时，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和数理知识，提出独到的见解，这些也多以“玄扈先生曰”的形式出现。例如，在书中徐光启用大量的事实对“唯风土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了有风土论，不唯风土论，重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正确观点。对引进新作物，推广新品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据统计，徐光启在书中对近80种作物写有“玄扈先生曰”的注文或专文，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与经验，这在古农书中是空前绝后的。

　　徐光启之所以能够在杂采众家的基础上兼出独见，是与他的勤于咨访，不耻下问的好学精神和破除陈见，亲自试验的科学态度分不开的。徐光启一生以俭朴著称，"于物无所好，唯好经济，考古证今，广咨。遇一人辄问，至一地辄问，闻则随闻随笔。

　　一事一物，必讲究精研，不穷其极不已。"因此，我们在阅读《农政全书》的时候，所了解到的不仅仅是有关古代农业的百科知识，而且还能够了解到一个古代科学家严谨而求实的大家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