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龙(1608～1647) ，明代文学家。字卧子，号轶符。晚年又号大樽。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崇祯初，他参加了以张溥为首的复社。后又与夏允□、徐孚远、周立勋等人结□社，与复社相呼应。崇祯十年(1637)考中进士。在国事日非的情况下，他颇注意经世致用之学。曾编纂《皇明经世文编》，整理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南明弘光帝时任兵科给事中,屡次进谏,不被采纳，辞职归乡。清军破南京后，在松江起兵，事败后避匿山中，结太湖兵抗清。事泄，在苏州被捕，解送途中，乘隙投水死。

　　陈子龙比较重视诗歌忧时托志的社会作用，他认为"作诗不足以导扬盛美、刺讥当时，托物联类而见其志，则虽工而余不好"（《之子诗序》）。他要求诗歌创作必须有感而发，决不能无病呻吟。"古人之诗也，不得已而作之；今人之诗也，得已而不已"（《青阳何生诗稿序》）。陈子龙虽然接受前后七子的复古理论，但不主张盲目拟古,他一方面认为"既生于古人之后,其体格之雄、音调之美,此前哲之所已备,无可独造"，另一方面也对诗歌"色彩之有鲜萎，丰姿之有妍拙，寄寓之有浅深，此出致人工，各不相借"（《仿佛楼诗稿序》），有比较正确的认识。 

　　在这种诗学主张指导下，他的诗歌除少部分模拟痕迹较为严重外,绝大多数能够面对现实,有感而发。诗人对当时明王朝的腐败极为不满。《辽事八首》揭露了明军面临战事，依旧"红袖军中歌舞遍"。诗人无限悲愤地写道:"今日东方声问断,盈盈极目使人愁。"《白靴校尉行》有力评击了宦官窃弄权柄、误国害民。诗人对社会下人民生活的困苦，常常流露出他的同情。如《小车行》描绘了灾民"出门茫然"、无以为生的凄惨景象。尤其在明亡后，他的诗歌感情更加炽热，如《秋日杂感》10首倾吐了眷怀祖国的悠悠情思，剖析了明朝亡国的原委，痛悼殉国友人的壮烈行为，感人至深。不过诗中也有污蔑农民起义"贼"、"寇"的一些言词，这是不足取的。

　　陈子龙诗歌长于状物、妙于托意，他能将诗情巧妙地熔铸在抑扬跌宕的诗章里。尤其是七古和七律，较为出色。他的七古,既善于象岑参一样,以浓烈的色彩、奔放的气势、急促的音调描绘奇异壮美的景物，如《蜀山行》、《高梁桥行》、《大梁行》等；又善于似李颀那样，着意刻画各具特色的人物肖像，如《赠孙克哉》、《匡山吟寄灯□子》、《寄献石斋先生》 5首等。所以朱云子评论他"七古直兼高、岑、李颀之风轨"（转引《明诗综》）,但有的七古构思较为单调,是其缺点。他的七律清丽沉雄，既能表现瑰丽雄奇的意境，又浸透着诗人结□郁勃的愁绪,即使诗中有丽语,也还能显出"格高气逸，韵远思深"（胡应麟《诗薮》）。这与那种仅有翡翠兰苕的绮丽诗风迥然相异，如《高邮州》、《都下杂感》、《晚秋杂兴》等就是如此。

　　陈子龙虽然重视诗的现实作用，对于词却仍然坚持"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要求"婉约浓逸",所以他的词少有大声镗□之作。他在《王介人诗余序》中提出填词有"四难",实是针对明朝词风中衰而发,有补偏救弊的意义。他的词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细腻地描绘了男女之间的离情别恨，如〔浣溪沙〕《五更》、〔踏莎行〕《寄书》、〔少年游〕《春情》、〔玉蝴蝶〕《美人》等篇，词中的女主人公往往是得不到美满爱情而心怀愁怨的不幸者。据今人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考证,陈子龙早年与柳如是有爱情关系,过往甚密,他的一些词作倾吐了对柳如是的爱慕之情，此可备一说。二是表现了明亡后怀念故国的情思。如〔小重山〕《忆旧》、〔柳梢春〕《春望》、〔天仙子〕《春恨》、〔江城子〕《病起春尽》等。在有的词里，他还继承了《离骚》美人香草的艺术传统,通过对兰花的咏叹,说明诗人在"只愁又听啼□"的时候，仍然有着"寻芳再望佳节"的复国志向。陈子龙的词在艺术上有所创造。一是立意深远、寓寄含蓄；二是善于运用清丽语言及各种修辞手法，将不可捉摸的事物形象化为可以意会的动态画面。 

　　陈子龙也善散文写作，他的散文主张基本上未越出前后七子和张溥等人主张的范围，没有什么建树。但其创作也有不少甚见工力的篇什。如《横云山石壁铭》描写横云山"削成岿崎，肤色黄□，方十数丈，猿鸟莫度，下临石池，嶙峋筒起"的石壁，笔力古奥、洗炼，有气势。又如《沁蜂文》以借居他人屋檐，勤于收敛而不得养逸的蜜蜂，来比喻讥刺储芳壅盛、满志高处且以为计长者而"不得所有"的人，设想离奇，涉笔成趣。他的《仙都山志》则又是另一副笔墨，将仙都山的情况、态势一一叙来,语调平缓,却也有"突起、纡行、峭收、慢迥"（刘熙载《艺概》）的艺术效果。 

　　著有《陈忠裕公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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