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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乐之者到鱼之乐:孔庄的人生论战

2017-05-31
出处:族谱网
作者:阿族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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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乐之者到鱼之乐:孔庄的人生论战,孔庄的不同人生路 百家讲坛“解读”一词将孔子、庄子重又唤回人们的视野中。

  孔庄的不同人生路 

  百家讲坛“解读”一词将孔子、庄子重又唤回人们的视野中。两大中国巨人的文化光芒再一次让人们为之拜倒,点燃了一场国学复兴之战的导火索。孔子庄子一时间被无数人相提并论。但是何为庄子,何为孔子?两者又如何解读?只有了解了两人人生追求,才能将两人的世界观分而化之,更好地了解两人。 

  孔庄两人的价值取向 

  孔子、庄子虽然同样生活在一个社会大变动年代,但两位大宗师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相差悬殊。概括地说,就是孔子入世,而庄子出世;孔子要求他的弟子修身正己以求学、学而优则仕;而庄子崇尚清静无为、逍遥养生。

  滴水藏海,儒道两家向来非常重视人生意义问题。庄子对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人的痛苦境遇体验深切,他始终以自己的智慧关怀着个体的解脱。他问:“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庄子・齐物论》)庄子思考着:芸芸俗生终日忙忙碌碌,追逐名利,侵害争夺,最后获得了什么?这样活着岂不丧失了人的价值?对于人生的意义与人的归宿,人们难道不是确实存在着蒙昧吗?庄子这样的发问直接来自对生存意义的具体感受,对苦乐的思考。 

  孔子也重视从人的亲身感受汲取生存意义。孔子的时代是庄子所处的战国时期的前期,个体生存的苦处要少一些。当时,主要是“礼崩乐坏”、“政道废弛”,波及而出的是“仁义不施”的人伦危机。整个士阶层以其独醒的忧患意识,感叹国无纲纪。因而,孔子主要从社会道德危机入手来规划人生的社会使命。孔子对个体人生的生存体验可能不及庄子,他侧重于社会环境的整体,并且认识到必须以个体的人生的调节来拯救世风。可以说,庄子要解决的是个体安身立命的问题,而孔子则赋予自己“任重而道远”的社会责任,他把自我的价值与社会的价值联系起来,他认为人生要有意义,就要弘道践道、改造社会。对此,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种“乐”,便是人生的意义。 


庄子

  庄子的人生价值观可以从他与惠施在濠上观鱼的对话中表现出来。《庄子》载,庄子与惠施曾游于濠梁之上,庄子睹物思人,说:“倏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庄子相信“鱼之乐”是有内在原因的。庄子的人生观源于自然,对人生的痛苦体验,使得庄子向社会之外寻觅人生的乐趣,自然美感正好可以充实他的生存体验形成的空虚。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庄子的哲学发端于自然,由自然过渡到生存,进而思考自然和社会的关系,这形成了他的自然哲学化的人道哲学。天道、自然和人事的不同之处,是庄子的人生之乐和他的虚无境界哲学的源头。庄子视鱼犹得道之人,水犹道体。鱼们无贪欲、无纷争、无私藏,恬淡纯朴,得水见性,自足自造,“是谓反其真”;无智,相处如忘我,无思无虑等等,几乎吻合于庄子的随俗浮游的世俗生活态度。鱼可以说是庄子生存美的意象的对象物,“鱼之乐”可以说全面呈现了庄子的人生哲学。以至于我们可以说,庄子是一个“鱼化”的形象。

  把《论语・雍》中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与孔子的“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合而称之为“孔颜乐处”,用以表示孔子的人生意义观。“孔颜乐处”,意味着人的伟大、道德的庄严崇高美。孔子肯定人的生存需求、社会需要、社会存在、隐忍救世、安贫乐道的使命感,不计较世俗功利,尊重主体的地位和改造社会的能动力等。一句话,可以说在人生的天平上,孔子秤量自我人生的价值所用的砝码是具有崇高美的天下之利和万世之名的社会价值,孔子说;“仁者乐山”,正反映了孔子所追求的是与山的高峻美感契合的挺拔的人生和庄重的道德追求。 

  两人对世俗生活的态度 


  世俗生活是生存的第一场所,所有的人生由此遭遇,人生的第一层意义也即由此发生。世俗中的社会或个体存在的极不合理,很容易使人产生愤世嫉俗、悲观厌世、忧患意识、改良社会的使命感等多种社会意识。到底对世俗与人生的价值关系应当怎样看呢?

  首先是基本的生存欲望问题。任何人也摆脱不了世俗境遇。孔子肯定人在这方面的需求。孔子认为“性相近,习相远也”,也就是说人的本性是相似的。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孔子认为“仁之方”就是推己及人。对于人民的基本生存需求,他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可是世俗生活的内容又不只是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孔子时代是私有制兴起的时代,压迫、苛敛、强梁几乎是合法化手段。特别是统治者,受私有观念左右,将人与人的关系演化为赤裸裸的手段与利益关系,由此而产生了贪欲问题。此外,像功、名、利、禄、仕等,都带有私有制内容,都是社会现实决定的。对于当时的私有制世俗,孔子给予有条件的承认。

  庄子对世俗生活的态度就与孔子颇为不同了。庄子看不惯那个时代,“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庄子・天下》)并且意识到“方今之时,仅免于刑焉。”(《庄子・人间世》)庄子忽视人生的社会化过程,追求从世俗解脱出去。怎样解脱呢?那就是追求“相忘於江湖”(《庄子・大宗师》)的“鱼之乐”。庄子巧妙地以“可不可”的态度否定了人的社会存在和世俗的一切。庄子是一个旁观者,他既不肯定世俗,也不否定世俗。在庄子看来,人处世俗中是悲剧,世俗使人本心皆失。他甚至称世俗人生是“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以在于・齐物论》)。但是庄子并不是消极的悲观主义者。他看到了私有制社会里,欲望以社会为手段,贪婪而不顾一切地追求自身的满足,从而造成了罪孽。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七十七章》)庄子希望以天之道取代人之道。但是,一遇到社会这个巨大的怪物,天之道的落实就遥遥无期了。

  孔子庄子关于人生意义的论战

  樊迟曾经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回答得很干脆利索:“爱人”。于是,“仁者爱人”作为儒家弟子的基本信条之一,广为流传。应该看到,孔子让“爱”从家庭走向社会、走向政坛,展示了博大的胸怀,体现了古老的以人为本思想。但庄子却不以为然。他说:“利泽施乎万世,不为爱人”、“有亲,非仁也”(《大宗师》)。意思就是,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有所爱,就必有所恨。宣称爱所有的人,等于不爱任何人。现实社会政治的受惠者总是特定的、具体的。所以,任何爱都只能是“偏爱”。而有所偏爱者,还能被称之为仁者吗?

  庄子语锋锐利,直指孔子的软肋。孔子对此反击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他把道家形容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在孔子看来,逍遥养生还不如沉迷于下棋、玩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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