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元封年(公元前10年)。他是西汉著名的史官，终身搜集历史资料，准备著述，因病，赍志以没。弥留之际，嘱咐司马迁完成他的事业。他的才述，我们只在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见一篇《论六家之要旨》。在这篇论文中，司马谈依次对阴阳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道家进行评论。按照他自己的认识，评论六家的优劣。虽然对前前五家成功与不足并提，但显然看重道家。司马谈认为，道家能体察万物之情，能为万物之主，能适应时代改变的要求，能符合客观万物的实际。这种观点，和西汉初年崇尚黄老学说的社会风气是相一致的。 

　　司马迁，字子长，约生于公元前145年，或公元前135年，卒年不详，是西汉著名的历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十岁诵古文，二匀以后游历长江淮河流域，到过浙江、湖南、江西、江苏、河南、山东、四、川、云南等地。他秉承父志，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史记》在我国史学史上享有极重要的地位：一、从性质上说，是我国第一部通史；二、从体制上说，它又首创我国纪传体格式，成为后世历史学家的典法；三、从思想上，

　　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伟目标，抓住了历史学的本质；四、从态度上说，坚持“不虚美、不隐恶”的信史原则，比较客观地叙述历史过程和人物事迹，为后世保存了极为宏富的资料；五、叙事具体而微，常采口语入文，真实生动形象，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司马迁一生中的另一重要事件是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汉武帝盛怒之下，要处以极刑。汉代规定，腐刑可以代替死刑，重金可以赎死罪，司马迁家贫无重金可以自赎，只好以腐刑代替死刑。司马迁受腐刑后，精神上十分差，每天恍恍忽忽，展转思虚，在家则空虚烦闷，出门则神志迷忽而不知所往。每想到受宫刑的耻辱，则一身冷汗，沾显衣衫。受腐刑之后，他只能充当宦官，作皇帝的弄臣，边隐居深山的愿望也无法实现。他只能与世欲小人随波逐流，相与俯仰，在黑暗与痛苦中打发时光。但他终于基本上完成了《史记》的写作，完成了父子两代人宏愿，在中国史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司马迁父子和泰山的关系，还得从《史记》的《封禅书》说起。

　　《封禅书》是专门记载帝王祭祀地山川神灵的。司马迁父子生活在西汉上半叶，不能不受当时神鬼迷信思想的影响，提出了“究天人之际”的口号，这个口号固然包含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哲学命题，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宣扬天人感应说，以为天时的和顺与灾异，不是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反映，而是与人世的治乱兴衰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尽管这些思想是遏制帝王的胡作非为上起过一些微薄的作用，但它毕竟是一种唯心主义的错误思想，历史上常常有些怪现象：痛苦的行动带来欢乐的后果，错误的行为会赞成杰出的现实，秦始皇修万里长城，成千万万的人或痛苦不堪，或死于非命，不啻是一场灾难，但遗留下的长城，不仅是民族英雄气概的象征，而且也是龙伟壮丽的珍品，致使无数人为它的存在而倾倒折腰。以祭祀天地神灵为手段，而千成功于天的泰山封禅，无疑是一种迷信的狂热，但却使人们充分地体认了泰山的自然美，从泰山的巍峨瑰丽中吸取了努力奋进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读《封禅书》时应该想到的。

　　《封禅书》一开始便说：自古接受天帝之合而为人间帝王的，没有不愿意上泰山举行封禅仪式的。只有没有任何祥瑞征兆而去封禅的，而没有亲眼目睹祥瑞征兆出现而不去泰山封禅的，只是有的人虽然开帝之命为帝王，但没有治理天下业绩，所以，迟管到了梁父山想封禅，但他的首先不配；有的帝王有治世之功，道德高尚可以封禅，但他又政事繁忙，无暇去泰山封禅，因此，去泰山封禅的事迹是比较罕见的。古书上说：“三年不讲究礼仪，那么，礼仪一定废毁；三年不演奏音乐，音乐就会被破坏。”因此，每当天下太平，封禅就可以进行；每当当天下衰乱，封禅就应该停止(近世衰乱，封禅仪式很少举行)；往远处说，大概有一千年了，往近处说，大概也有数百年了，所以，关于封禅的具体仪礼制度已经堙没无闻，无法详细地记载叙述。

　　往下，司马迁从传说中的帝舜每年二月巡狩至岱宗(即泰山)举行祭祀活动，视察东方诸候开始，作为封禅的依据，并追述舜以前以后的封禅情形，还特别叙述了汉武帝封禅泰山的经过。《封禅书》给后世帝王封禅泰山以历史的、理论的启迪，把历代帝王引到泰山来，司马迁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由《封禅书》，可知司马迁父子对泰山的深情。元封元年，汉武帝第一次封禅泰山，作为史官的司马谈应随从来泰山。按照古代制度，史官就是皇帝的重要随从，左史记帝王的言论，右史记帝王的行动，这二者构成封建王朝政治生活史实的内容。十分不幸的是，司马谈因事留在洛阳，不能东行参与封禅大典，终至忧愤成疾，卧床不起。恰好这时候，司马迁外游归来，和父亲相见。于是司马谈握着司马迁的手，流着泪说：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史官。远祖还有大功于夏代，是百官之长。后世逐渐衰弱，难道将灭绝于我吗？你如果能继任太史官职，那就能继承祖业了。现在，汉朝的天子承续数千年来封禅泰山的大统，封禅于泰山，而我却不能随行，这是命中注定的呀！是命中注定的呀！我死之后，你一定会继任太史官职的；做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所希望的著书立说的意愿。况且，所谓孝道，最低的是侍奉父母，中等的于君王，最高的是立身创业，因为立身企业可以扬名于后世，使父母光荣显耀，这是孝道中最大的。……

　　司马谈以不能随汉武帝上泰山为终身憾事，感叹备至，伤怀备至。这固然有显耀自身的因素在内，但对泰山封禅的重视和深情，亦溢于言表，跃然纸上。

　　司马迁曾游历了大半个中国，《史记・太史公自序》说，他曾北边到了山东的汶水、泗水，讲求学业于齐鲁之地，欣赏了孔子遗留下来的风范，参加过邹县(山东省邹县)、峄山(在今山东省邹县境内)的推选荐举人才的活动，曾在鄱(古地名，音Pi，地在今山东省南部)、薛(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遭受过困难。邹县、峄山、曲阜均距泰山不远，司马迁又喜爱访求名山大川和历史胜地，然而，《太史公自序》却只字未提泰山，令人遗憾。其次，司马迁任太史令是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因李陵事下狱，受腐刑，当在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或三年，这期间，汉武帝有三次泰山封禅活动，司马迁是否有以太史令的身分随汉武帝至泰山？检索《史记》中的《封禅书》、《武帝本纪》、《太史公自序》，《汉书》中的《武帝本纪》、《郊祀志》、《司马迁本传》皆不载，亦令人遗憾。但是，司马迁确实到过泰山，《史记、齐太公世家》说“我到齐国(今山东省北部)，从泰山到琅琊(今山东省诸城县)，北至大海边，方圆两千里内土地肥沃，老百姓性格开朗豁达……”。遗憾的是仅此数语，未见有更细致的记述。此外，司马迁从历史和社会思想史的角度十分重视泰山，对后人影响甚大。他在《报任安书》中，把泰山融入名山，对后人影响甚大。他在《报任安书》中，把泰山融入名句，成为所有志士仁人的座右铭：“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在司马迁的心目中，泰山永远是一个庄严凝重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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