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易代的大变动、大战乱时期，中国涌现了一批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傅山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傅山(1607～1684)，字青主，号公它、侨黄、布衣道人、酒道人等，祖籍由大同移居忻州顿村，终落籍太原阳曲西村。傅山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友人毕振姬评他：“公他来历奇，行事奇，诗文书画奇。”当时又有人称他“字不如诗，诗不如画，画不如医，医不如人。”极赞其人品高尚，风骨凛凛。综观傅山卓尔不群、博学多才的一生，傅山确实称得上是一位明清之际的布衣奇士。

傅山(1607-1684)草书诗一首

　　傅山前半生38岁前在明朝，后半生在清朝。其人生相互交织、相互渗透。青年傅山具有豪迈不羁、刚直不阿的性格。这种性格的形成与他从小所受书香之家的教育大有关系。据傅山回忆，他的曾祖傅朝宣于正德十五年(1520)还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俊秀青年时，便移居太原府阳曲县西村，不知怎么被晋藩王府相中。一天，傅朝宣骑马路过王府中尉大门，突然就被王府一伙人拉下马，拥入王府。接着便被披红戴花，与王府的小姐强逼成婚，成了王府的入赘女婿。成婚后的傅朝宣在王府被严加控制，不得自由出入，“不命坐不得坐”。这种人格侵害，使他内心异常痛苦，直至临终犹怀耿耿。傅朝宣因之留下遗书：“子孙再敢与王府结亲者，以不孝论，族人鸣鼓攻之。”傅山说，这篇遗嘱，“凛凛在子孙耳目间也。”傅山天资聪颖，记忆力极佳，一次晨课，他与同学马生比赛背书，老师圈定的五十三篇文章，他竟上口朗诵。他一生受老庄思想尤深，但在日常行事中仍严守儒家规范，忠孝仁义观念深植于心，体现在他的一生中。

傅山 山水图

　　傅山名震海内的时候正是明朝政治腐败没落的时期。傅山抱有强烈的忠君忧国之志，鉴于明廷对百姓的高压盘剥，兼以天灾不断，激发民变蜂起，爆发了李自成、张献忠等大规模农民军的起义，且满蒙军队多次扰掠京城，朝廷颇有建议迁都的。为此，傅山曾愤然作《喻都赋》，提出反对迁都，以安定内部为要务的主张，要求明廷“宽徭”“缓征”“撤榷采之监使”。这些政见切中时弊，维护了在战乱和困苦中挣扎的广大农民的利益。但是，傅山以一介布衣提出的救时之策，根本没有受到崇祯帝和明廷权要的理睬，明朝政权早已风雨飘摇，自顾不暇了终于在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间被李自成农民军彻底摧垮，接着，清兵入关取代了明朝政权，入主中原。这使傅山思想上受到极大刺激，转向了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他曾作诗表抒自己未能以死报国的遗憾：“三十八岁尽可死，栖栖不死复何言？”(《甲申守岁》)又道“中原用剑戟，偷生亦可耻”(《七机岩》)。这年8月，傅山抱着亡国遗民的孤臣孽子之恨，在山西寿阳五峰山拜名道士郭静中为师，加入道教，自称布衣道人，开始了“兴亡著意拼”的秘密反清活动。

　　傅山决心反清，成为反抗清廷的民族志士，是因为清兵入关南下时是以的民族高压政策开路的。这就激起中原广大民众的反抗斗争。这种斗争是正义的，应当肯定。当时，原先推翻了明朝政权的广大农民军也卷入了这一抗清洪流，这样，即使对农民军抱敌视态度的傅山也政治立场发生了变化。当初，傅山像许多士大夫知识人士一样反对农民军，有一种说法，认为傅山曾协助明廷的山西巡抚蔡懋德策划固守太原，抵抗李自成的进攻，并参与编过“马在门内难行走(寓‘闯’难行之意)，今年又是弼马温”的童谣，诅咒农民军。此事或为误传，尚难落实，但傅山曾为蔡懋德作传，传文多处指斥李自成的大顺军为“贼”却是事实，说明傅山确实是忠于明廷，敌视农民军的。到明亡之后，从事反清活动时，傅山则以反清的农民军为勤王之师，表达了企望乃至欢迎的态度。明亡前夕，大顺军入晋，崇祯帝命大学士李建泰督师援晋，聘傅山为军前赞画(参谋)，傅山欣然欲赴京受命。但是，大顺军攻占李建泰的家乡山西晋南的曲沃，李便无意进军，而退守保定，傅山对之深为失望而途中返回。不久，清军入京，迅速南下，势如破竹杀进山西。傅山便立即入道，积极反清。

　　汾州军反清失败，傅山活动于晋中一带，期间与南明派往山西组织策动民众反清的宋谦秘密接触。宋谦事泄被捕，株连傅山，傅山被逮下狱。全祖望《阳曲傅先生事略》云：“甲午(1654)以连染刑戮，抗词不屈，绝粒九日几死，门人有以奇计救者得免。”因当时傅山已确知宋谦被“正法”，故傅山一口咬定不承认与宋同谋；而门人出奇计，则是指其门人暗中游说清廷一些参与定案的同情傅山的权要如龚鼎孳、纪伯紫、魏一鳌等人，为之开脱，放傅山一马。最终，受尽酷刑、抱定必死之心的傅山被无罪释放。

　　傅山出狱后不是自感侥幸脱险而高兴，而是深怀内疚，认为自己本应以死报国，他以诗明志：“死之有遗恨，不死亦羞涩。”自感“生出狱门羞”“无面对神州”(《山本病中望村侨作》)。所以，他没有畏祸之心，继续着反清事业。在以后的数年间，南方抗清斗争颇有声势，郑成功、张苍水率师攻破南京，不久，进军失利而退。傅山闻讯，便不辞风尘之苦，“南游浮淮渡江，南至金陵，复过江而北，至海州。”

　　北返后的傅山对复明大业仍耿耿于怀，却总感失望。他的足迹主要是留在了三晋大地，且隐居于太原故里为多，他的主要精力投入了学术研究，从事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正像顾炎武提出有亡国与亡天下之辩论，傅山认为故国明朝亡了，但不能亡天下，亡文化。这样，傅山这位明末遗老终于成为一位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并列的学问大师，当时人对之有“学海”之誉，梁启超评论称“其学大河以北莫能及者”(《清代学术概论》)。

　　成为隐士的傅山居住于太原东山脚下的松庄。顺治十七年(1660)，挚友戴廷G在祁县构筑了丹枫阁，聚书其中，傅山亦屡往游学，为之题《丹枫阁记》。在这两处居所，傅山交结了一批著名学者，他们相聚探讨学问，彼此切磋，乐在其中，这是傅山一生中最开心的日子吧。由于早年的声名和正直的人品，傅山为当时士林推重，故而不乏志同道合的朋友。傅山在北返途中，就曾到河南辉县拜访了儒学大师孙奇逢，两人相见甚欢，傅山并请孙为其母撰写《贞髦君陈氏墓志铭》，傅山在这里也留下了书法作品《百宗帖》。

　　傅山本拟潜心治学，远离政治。无奈政治却不放过他。清廷在康熙时统一中国，巩固了政权，开始改变当初的民族政策，转而注重文治，力求安定天下。康熙初年，清廷推行荐举优异的措施，开博学宏词科，笼络大批汉族士大夫任职为官，为其服务，以。傅山、顾炎武等一批怀抱家国之恨、故国之思的人士，身为亡明遗老自然不愿接受，多方表示与清廷的不合作态度。康熙十七年(1678)傅山时年72岁，由人荐举，被征博学宏词。傅山以老病为辞，但“屡辞弗获”。次年，地方官登门催请，这是出于清廷强制性的命令。在逼迫下，地方官命役夫抬着他起程赴京，傅山身边只有其子傅眉与二孙莲苏、莲宝为伴。傅山到京后住崇文门外的园觉寺，便以病重为由，卧床不起，不去应试。慕名造访者不绝于门，傅山均倚床致意，表示病弱不能为礼。刑部尚书魏象枢以其老病事上奏，康熙帝则表示体谅，下诏：“傅山文章素著，念其年迈，特授内阁中书，著地方官存问。”意谓授中书舍人的官职，同意放还。当时冯溥等要员强行命人抬傅山入朝谢恩，至午门，傅山泪涔涔下，冯溥上前强拉傅山下跪，傅山则不禁一仆倒地。这时，魏象枢忙上前扶起，说“止，止！是即谢矣！”这就算谢恩罢了。次日，傅山即登程返晋，他叹道：“自今以还，其脱然无累哉！”接着又说：“后世或妄以刘因辈贤我，且死不瞑目矣！闻者咋舌。”表明自己决不愿做元代入仕的刘因那样的人物。傅山装病拒征，不事新朝的高风亮节，震动了朝野，有三韩孙川者作《送傅青主先生归里》一诗道：“春色皇都盛，萧然物外身。难禁双眼泪，不染一丝尘。侧席劳明主，还山老逸民。”傅山还乡后，有官员致贺者，他却一口一个“民”字自称，有人问“君非舍人乎？”他掉头而去，不予答应。县令赠以“凤阁蒲轮”之匾，也被他断然拒绝，表明了不事天子、不臣异姓的铮铮风骨。

　　这就是傅山，一个敢于傲上，却亲近平民，怀瑾握玉而鄙视权贵，纯朴达观、幽默风趣而令人可爱的老头子。

　　傅山就这样在清贫生涯中“穷愁著书”，平静地度过晚年，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溘然辞世，终年7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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