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灯起源于火的发现和人类照明的需要。据考古资料，早在距今约70万至2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北京猿人已经开始将火用于生活之中，而至迟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成型的灯具出现，在史书的记载中，灯具则见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周礼》中亦有专司取火或照明的官职。

　　灯作为照明的工具，实际上只要有盛燃料的盘形物，加上油和灯芯就能实现最原始的功用。而具有一定形制的灯的出现，则是人类将实用和审美结合的成果。早期的灯，类似陶制的盛食器“豆”。“瓦豆谓之登(镫)”，上盘下座，中间以柱相连，虽然形制比较简单，却奠立了中国油灯的基本造型。此后经青铜文化的洗礼，由于铸造技术的提高，油灯和其它器物一样，在造型上得到了重要的发展，创造了中国油灯艺术的辉煌。从春秋至两汉，油灯的高度发展，已经脱离了实用的具体要求，它和其它器物一样，成为特定时代的礼器，“兰膏明烛，华灯错些”，折射了社会政治的规章法度。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河北平山三汲出土的战国银首人形灯和十五枝灯；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西汉龙形灯；河北满城出土的西汉长信宫灯、羊形灯和当户灯；广西梧州大塘出土的西汉羽人灯；江苏邗江甘泉山出土的牛形灯；湖南长沙发现的东汉卧人形吊灯；山西襄汾县出土的东汉雁鱼灯。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青瓷技术的成熟，青瓷灯开始取代了此前的青铜灯。而由于青瓷灯造价低廉易于普及，具有一定造型和装饰的油灯开始为民间广为使用。又由于青瓷的技术特点，一种和这种技术相应的造型和装饰也随之出现。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南京清凉山吴墓出土的三国青瓷熊灯；浙江瑞安出土的东晋青瓷牛形灯；山西太原出土的北齐瓷灯；……此后直至隋末唐初的白瓷蟠龙灯及唐三彩狮子莲花灯，新材质不断运用到油灯的制作中，铜、铁、锡、银、玉、石、木、玻璃等，而且品种繁多。由于唐代经济的高度发达，实用兼装饰或纯装饰性质的灯开始大量出现在宫廷和灯节之中，像灯轮、灯树、灯楼、灯婢、灯笼、走马灯、松脂灯、孔明灯、风灯等。这些新的灯具或灯俗烘托了那个时代盛世，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

　　宋代的京师“每一瓦陇中皆置莲灯一盏”，“向晚灯烛荧煌，上下映照”，继续着盛世的辉煌。由于陶瓷业的发达，各个窑口都有各具特色的陶瓷油灯。“书灯勿用铜盏，惟瓷质最省油”。而始于唐代的省油灯到宋代则广为流行，“蜀中有夹瓷盏，注水于盏唇窍中，可省油之一半。”(陆游《陆放翁集》)而辽代的“摩羯灯”则表现出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特色。到明清之际时青花和粉彩油灯成为新的时髦，明代的“书灯”陪伴了无数的书生，“万古分明看简册，一生照耀付文章”。此后油灯的发展下接外来的洋油灯，直至电灯的出现，一个有着几千年技术文明的历史在20世纪终结。

　　中国的灯具就使用的燃料而言，分膏灯和烛灯，即后世所言的油灯和烛台；就功用而言，分实用灯(照明用)和礼仪灯(宗教仪式用)；就形式而言，分座灯(台灯、壁灯和台壁两用灯)、行灯和座行两用灯。中国油灯和中国的技术文明以及造型艺术息息相关，反映了科技的进步和审美的时尚。为了消烟除尘，汉代的青铜灯加装了导烟管；为了节省燃料，宋代发明了夹瓷盏(省油灯)；为了防止老鼠偷吃油，元代设计了内藏式灯(气死猫)；为了方便实用，明清时利用力学原理制造了台壁两用灯。在审美的领域，战国时期出现的人物形灯以及汉代出现的动物形灯，把一定的造型引入到灯具的设计中，使之增加了实用性之外的文化内涵，而尺度适宜、结构合理、造型生动、装饰富丽，无不包含了审美的意匠。明清之际的青花、粉彩，把绘画引入到装饰中，又切合了时代的风尚。

　　和其它事物一样，油灯也有文野之分，有宫廷和民间之别。“短檠二尺便且光”，“长檠高张照珠翠”，反映了地位和阶级的不同，那么朴实与繁华也就自然成为它们在审美上的区别。这种相互对照的关系，构成了中国油灯的两大体系，同样具有研究的价值。因此从审美的角度来看油灯，通常人们所关注的是那些墓葬出土或宫中传世的作品，因为它们造型考究、装饰繁富，一般都反映了主流社会的审美时尚。但是民间灯具一般比较朴实，造型又有出奇之处，表现了普通大众的审美爱好和功用要求。它们之间具有不可替代的互为补充性。

陶银绿釉胡神灯俑东汉

　　俑深目高鼻，头戴尖顶帽，表明了其胡人的身份。穿右衽长袍，腰间系带，左手拥揽弦纹柱形灯，右手下垂，跽坐。其身前一小人，双臂向两侧伸开，左手略高，与胡人左手相触，半坐于胡人腿上。从小人所著右衽长袍推断应为一成年人，但身量较胡人明显为小，更衬托出胡人身材的魁伟高大，说明此胡俑非普通之人，当是一位胡神。

　　这类执灯陶俑目前发现数量不少，一般为两种样式，除上述样式外，另一种则是俑将灯顶在头上。对比西安市北周史君墓石椁上四臂神脚踏小人的图像，推测此俑的形象可能与当时在西域广大地区流行的琐罗亚斯德教有关，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铜羊灯西汉

　　铜羊灯雕作立角羊形，身体浑圆，四肢直立，昂首凝目，憨态可掬。羊背设计成可活动的灯盘，羊体中空用以储存油脂。中国古代“羊”与“祥”通用，以羊形作灯象征吉祥。

　　汉代的灯主要以脂膏为燃料，一般是动物或植物的油脂。使用时将灯炷缚成束浸在脂里点燃照明，古人称其为“膏烛”。灯炷以剥去麻皮后的麻秸即麻(音喜)制成，将其置于灯盘中。

粉彩开光镂空花卉纹灯罩清乾隆

　　灯罩直口，长腹，圈足。形似灯笼，中空，口底相通。口、足上各绘黄地粉彩朵花纹一周，肩、胫均施抹红镂空变形蕉叶纹，腹部为镂空绿地粉彩钱纹缀以红蝠，四面各有一开光，开光内绘白地粉彩四季花蝶草虫纹。开光四周施蓝地粉彩缠枝菊花纹一周。

　　这件粉彩镂空开光花卉纹灯罩制作工艺高超，镂空技术精湛，纹饰色彩丰富艳丽，画面生动有趣，烛光透过空隙映照开光处的画面，似一幅优美的国画小品。这是一件既实用又具观赏性的粉彩瓷器珍品。

玉勾云纹灯战国

　　灯白玉质，有赭色沁。灯盘中心凸雕一五瓣团花为灯芯座。盘外壁和灯柱上部饰勾云纹，内壁及灯柱饰勾连云纹，底座饰柿蒂纹。

　　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新形势，社会环境和人文氛围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变，玉雕作品的风格也为之一新，新颖的造型和先进的工艺成为创作的主流，开创了玉雕史上新的艺术流派。本器的座、柱、盘分别由三块玉雕成，嵌粘密实，纹饰精美，富有层次感，显示出精湛的雕刻技术。造型设计独具匠心，灯柱上部处理成三棱形，为圆柱形并收腰，于简单流畅的造型中又显露出丰富的变化。目前所知，此灯为孤品。

掐丝珐琅胡人捧瓶座落地烛台清康熙

　　灯座造型为一胡人单腿跪于方座之上双手托举观音瓶，瓶上置蜡钎，灯盘一侧有莲瓣形灯挡。通体以蓝色珐琅釉为地，瓶身及灯盘等处饰彩色缠枝莲纹。胡人深目高鼻，胡须浓密，身穿罩甲，甲饰缠枝莲及菊花纹，并于前身后背饰各色“寿”字，人物的头、腿、足部均镀金，面部表情丰富生动。此器釉色灰暗，砂眼较多，为清早期掐丝珐琅作品的风格。灯座的胡人形象反映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象牙座玳瑁遮灯清清宫旧藏

　　遮灯玳瑁制，由方体长杆及其上部可插接拆卸的圆片组成，下配象牙雕花四足基座。遮灯另附一象牙册页，册页内页为象牙制，长方形，其薄如纸，一侧相互粘连，可以自由翻动，外套以玳瑁制折叠函套，并以铁[金挂钩扣合。函套内壁粘贴一层明黄色锦为饰，另配一支玳瑁管铅笔。

掐丝珐琅花卉纹菊瓣式烛台明万历御用监制造清宫旧藏

　　烛台铜胎鎏金，圆盘形，菊瓣式边，盘心置一宝瓶式鎏金长阡。盘内壁掐丝珐琅天蓝地上压缠枝菊花纹。盘外壁及底蓝地上饰多色釉勾云纹，盘底中心绿地长方框内朱红楷书“大明万历年造”六字款。

　　此烛台为照明用具，共用了红、紫、宝蓝、天蓝、海蓝、白、黄、绿、墨绿、藕荷等十余色釉料，鲜艳明丽，是明万历年间掐丝珐琅的标准器皿之一。

三彩烛台

　　烛台分上下两部分，上盘小，下盘大，中间承以起弦圆柱，圈足外撇，上盘中心立杯形烛座；通体施蓝、黄、绿、白彩釉，底素胎无釉。

　　烛台的使用早见于春秋时代，《楚辞》中引“室中之观多珍怪，兰高明烛华容备。”战国时已有各式精制的铜烛台，至三国、两晋时，青瓷烛台便已出现，造型颇多。这件唐三彩烛台造型实用古朴，施釉均匀，色彩深沉雅致，又在三彩中点以蓝彩，更增添了器物的华贵韵致，是三彩器的上乘之作。

青花阿拉伯文烛台明正德

　　烛台分上下两层，上层托盘小而浅，下承以细长的支柱，下层托盘为敞口，折底，盘下承喇叭形外撇高足。小托盘外壁绘如意云头纹一周，大托盘外壁饰双勾花枝纹，间以菱形纹饰。支柱及足壁上中央纹饰为圆形开光内写阿拉伯文，开光之外围以双勾花纹及菱形纹，再外之上下边缘分别饰以连珠纹及如意云纹。盘底青花双圈内双行楷书“大明正德年制”六字款。

　　明初常以梵文、阿拉伯文装饰瓷器，正德时期阿拉伯文更为流行，它出现在各类器物上，文字一般多含吉祥祈福之意。有时内容已不重要，相当一部分文字已无法释出原意，而只是作为装饰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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