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澧，世称东塾先生，是广东近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早在19世纪80年代，张之洞即有“庶几从此东塾学派流衍中原”之说。陈澧讲学粤东数十年，弟子众多，重要者包括桂文灿、赵齐婴、胡伯蓟、陶福祥、陈树镛、汪兆镛、徐灏、文廷式、于式枚、梁鼎芬等。其学术影响一直持续到民国以降。

   陈澧以汉学为宗，但不囿于门户之见，不排斥宋学，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陈澧主张汉宋调和的思想颇为欣赏。

    今年是陈澧诞辰200周年，了解其学术思想及生平事迹是对其最好的纪念。

    早年受惠于学海堂

    广州海珠区北京路一带，有一处地名为木排头，宋代此处为珠江岸边，因常泊木排而得名。陈澧故居就位于这一带，可惜在民国时被火烧毁，如今已不见痕迹。

    陈澧先世为浙江绍兴人，六世祖宦于江宁，祖父一代迁居广东，至陈澧占籍为番禺人。1810年3月，陈澧出生在广州城木排头。陈澧7岁入私塾，学习论语、唐诗等，他自幼聪敏，9岁时已能写诗作文。10岁父亲去世，始读家藏《通鉴》，“日课一卷，一年而毕”。

    陈澧并无显赫家世与家学渊源，他之所以能成为大家，主要得益于广东方兴未艾的学术氛围。晚清广州书院风行，他先后在羊城书院、粤秀书院、越华书院读过书，道光十四年(1834)，陈澧入南粤著名书院学海堂为专课生。

    著名学者阮元嘉庆二十二年(1817)任两广总督，他继在杭州创建诂经精舍之后，于道光五年(1825)在广州城北越秀山创办学海堂，这是晚清又一个以专重经史训诂为宗旨的书院，对广东学术有开创之功。学海堂只设学长，不设山长，因为山长不能多设。他选定8位通古博今的学者担任学海堂学长，他说：“此堂专勉实学，必须八位学长各用所长，协力启导，庶望人才日起。”陈澧入学海堂之前，就与学海堂学长曾钊、吴兰修等人有交往，入学海堂后，他更是勤勉学习，深得其弘扬汉学的精髓，并坚持汉宋并举，从而更加有力地推动了广东汉学研究。道光二十年十月，陈澧被聘为学海堂学长，并居此位达27年之久，以至桃李遍地，蔚为东塾学派，从而达到了阮元冀望“人才日起”的目的。陈澧对阮元十分崇敬，他于1841、1844年先后两次在扬州拜见阮元，并请其为“忆江南馆”题匾。

    放弃科考正途专攻学术

    那个年代，科考几乎是学子晋升的唯一出路。陈澧14岁开始走上漫长的科考道路，于道光三年首应童子试。道光六年考取县学生员，第二年恩科第一，时与顺德县卢同伯、南海县桂文耀、同邑杨荣绪有“四俊”之称。道光十一年举优行贡生，十二年中举人。

    陈澧很想通过科举考试实现经邦治国理想，他称自己“处则师陶(渊明)，出则师陆(贽)”，但不幸的是，自道光十三年至咸丰二年(1833～1852)，他先后7次进京参加会试，均名落孙山，前后历时19年之久。

    虽然7次应会试都以落第而归，但陈澧还是有两次出仕的机会。清乾隆以后定制，三科以上会试不中的举人，挑取其中一等的以知县用，二等的以教职用。道光二十四年第五次落榜后，陈澧被选授河源县训导，他赴任仅两个月便请病假回家；咸丰六年第七次会试落榜后，他又被拣知县到班。但正是这个时候，他彻底放弃了出仕的念头。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读书三十年颇有所得，见时事之日非，感愤无聊，既不能出，则将竭其愚才，以著一书，或可有益于世。惟政治得失未尝身历其事，不欲为空论，至于学术衰坏关系人心风俗，则粗知之矣，笔之于书，名曰《学思录》。”

    陈澧还在信中感慨：“然天之生才使之出而仕，用也；使之隐而著述，亦用也。”他在关键时刻终于参透了社会，认清了自己，他放弃仕途，潜而著述，是岭南文化的一大福份。

    东塾读书自成一体

    陈澧博学多才，对天文、地理、历史、数学、诗文、乐律、文字学、书法均有造诣，他曾先后向张维屏学诗、向侯康学史、向梁汉鹏学数学。其中尤以对广州方言和音韵的研究成果卓著，其所著《广州音说》论述广州方言的特点及其源流，陈澧认为，广州方言的音调合于隋唐韵书切语，因为“千余年来中原之人徙居广州，今之广音，实隋唐时中原之音。”他早年著作《切韵考》，用双声、迭韵剖析切韵法，把双声分为40类，还把全部汉语语音列表定位。《切韵考》影响巨大，被梁启超称为“绝作”。

    陈澧研究《水经注》，著有《水经注西南诸水考》，纠温水、浪水、若水、淹水、沫水、青衣水、叶榆水、存水等水系地理状况误说。他著《申范》，考证出《后汉书》作者范晔谋反被处死是一起冤案，在史学中独树一帜。他考证汉代“三统历”，著有《三统术详说》。

    陈澧曾以9年时间著述《汉儒通义》，论证汉学与宋学门户之见毫无依据，提出不能以训古和义理来衡量学术上的分野，主张打破门户之见，汉宋互为补充，各取所长。

    陈澧著作中，影响最大的还是《东塾读书记》。《东塾读书记》原名《学思录》，仿顾炎武《日知录》形式，为读书札记，对经、史、子及前代文字学著作作全面、系统的考证和论述。该书前后花去陈澧30年时间，是陈澧研究儒家经典的专门著述，也是奠定其本人学术地位的巨著。现代学者傅斯年对这部书很重视，曾把它列为青年学生了解清代学问的入门书。

    掌菊坡精舍创东塾学派

    学海堂开粤东学术之风，而菊坡精舍则再进一步凝成东塾学派。菊坡精舍是继学海堂之后广东汉学的第二个重要基地。

    同治六年(1867)，广东巡抚蒋益澧、盐运使方浚颐拨款在越秀山建筑菊坡精舍，聘陈澧为山长。菊坡精舍距学海堂不远，陈澧此时仍兼学海堂学长。菊坡精舍办学宗旨与学海堂无异，但不同的是，学海堂有八位学长，没有正规的讲课授业，而菊坡精舍只一名山长，其考课数量增加，加强了对学生学业的督促，陈澧显然是要借这方舞台施展自己的教育才华。

    陈澧在菊坡精舍讲学，以学术为重，而并不急于科学功名，他对科举提出批评改良意见，对八股制艺尤其不满。首批听讲的学生约50人，都是各州县选拔的高才生及粤秀、越华、闺羊城三书院的肄业生。他著有《与菊坡精舍门人论学》，即是向学生传授自己的读书体会和治学方法。晚清学风浮躁，很多学者难以静下心来通读一部经书，陈澧主张“人通一经之学”，每个学生专治一经，从章句开始，积久必成学业。

    陈澧认为政事由于人才，人才由于学术，主张建立完善的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他任菊坡精舍山长15年，培养成材的学生很多，“士人出其门者，率知束身修行，成就甚众”。我们可以略举数例：文廷式，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于式枚，曾任礼部侍郎、邮传部侍郎、学部侍郎、国史馆副总裁；梁鼎芬，曾任翰林院编修、湖北按察使；汪兆镛，曾任学海堂学长；谭宗浚，曾任翰林院编修、四川学政……

    陈澧还主持编印《菊坡精舍集》，汇集菊坡精舍学子优秀课卷，以嘉惠后学。

    理性对待西方科技

    陈澧生活在晚清乱世，西学东渐，西人东进，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陈澧饱受学术失守、战乱流离之苦。而作为经世致用的学者，他并没有抱残守缺，固步自封，而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面对现实。陈澧也是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一份子。

    魏源《海国图志》问世不久，陈澧即作《书〈海国图志〉后呈张南山先生》，指呈其得失，与张维屏共同探讨。学者朱维铮认为：陈澧“是岭南学者中最早对林则徐外交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也是最早对魏源《海国图志》进行可行性研究的”。他认为魏源著作中“最可议者莫如《议攻》篇‘以夷攻夷’之说也”，指出这种策略建立在对夷情不明基础上，实行起来有害无益。

    道光二十七年(1847)魏源来粤，陈澧与其相晤，详加探讨。陈澧曾回忆：“后数年，魏君来粤。余以此书所说质之。魏君大悦，遂定交焉，并屡改《海国图志》之书。其虚心受言，殊不可及也！”

    陈澧虽然视钟表、呢绒、鼻烟等为的“奇巧玩物”，但他总体上并不排斥西方的科技，并不反对中国人出使西洋，学习西方文化，他还固执地认为西方文化源于中国。我们今天看来，陈澧的一些观点自相矛盾，滑稽可笑，但在当时他已算开明一派。

    同治四年(1865)，陈澧应两广总督瑞麟、广东巡抚郭松焘之聘，与学生赵婴齐测绘广东省全图。他们搜集大量资料和数据，绘制成《广东图》20卷及资料详尽的《广东图说》90卷，这对了解省情、研究地域文化颇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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