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由国际儒合会与台湾“孔孟学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10年海峡两岸儒学交流研讨会”日前在台北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围绕“儒学的核心价值”等论题展开为期两天的讨论。应主办方之邀，孙震先生在开幕式上就儒家传统与现代经济社会的关系问题作了专题演讲。经作者同意，本刊摘要发表。

    孙震先生简介

    孙震，1934年生，山东省平度县人。台湾大学经济系与经济研究所毕业，曾任台湾大学校长，台湾新竹工业研究院董事长等；现为台湾大学名誉教授，台湾“中华企业伦理教育协进会”理事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发展，国际经济学，主要著作有《总体经济理论》、《成长与稳定的奥秘》、《迈向富而好礼的社会》、《台湾经济自由化历程》等。

    儒家重视财富，但不鼓励热心追求财富，正符合当时的技术条件。十五六世纪中，中国市场经济活跃，越来越多人“弃儒入贾”，他们“以义制利”。斯密宁愿借助利己的努力去达到利他的目的。这是斯密和中国儒家最大的不同。“如今你们的公司破产，我们国家陷入危机，你自己却弄到四亿八千万美元。我问你一个基本问题：这样算公平吗？”

    一

    三十多年前,我在一次讲习会上遇见一位先生,他对我说:“你来谈经济,我来讲道德。”道德是君子立身处世之本,当然优先于经济,可惜这些年全世界经济挂帅,道德沉沦,令人忧心。就以刚刚过去的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而言,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一月二十日在他的就职演讲中说:当前经济的困境是由于很多人“贪婪和不负责任”。

    很多人认为儒家思想重视伦理不重视财富,所以现代经济成长不出现于中国,资本主义重视财富而不重视伦理,所以经济成长发生很多弊端。这话虽然不是很准确,但是也颇符合历史的现实。如果我们将现代经济制度加上伦理,则经济发展一定会有更好的成就。这也是儒学对当前世界可以产生的重大贡献。

    二

    我想先谈谈儒家对财富的态度。我觉得我们不能笼统地讲,而是应分成三方面,就是人民、政府官员和儒者自己。

    对人民而言,财富当然重要。孔子适卫,看到卫国人口众多,曰:“富矣哉!”弟子冉有问他“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再问:“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使人民富裕是重要的施政目标。财富对人民重要,政府负责任的高官当然要重视,但应重视的是增加人民的财富,不是聚敛政府和自己的财富。《大学》:“德之本业,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散,财散聚。”所以冉求为季氏聚敛,孔子很生气,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

    至于对儒者而言,财富虽好,但必须符合原则才接受,否则宁愿没有财富,因为人生还有比财富更重要的价值。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又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门高弟“家累千金”的子贡,也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的颜回和匿居乡野“不厌糟糠”的原宪。

    在孔子的时代,农耕是所得的主要来源,所得积累而为财富。当时人力相对于土地稀少,所以各国招徕人口以辟土地,增加生产。当时虽然也有工商业,但是还没有现代生产的观念。生产是经济价值的创造。一切经济价值,甚至一切价值(包括非经济价值),来自人欲望的满足。欲望满足产生效用,效用产生价值。农业和工业固然创造了新增的经济价值,现在叫做“附加价值”(addedvalue),商业改变商品供给的时间和空间,使其效用提高,价值增加,同样创造了价值。可惜这样简单的道理要等两千多年大家才明白。我们中国多年来轻商,因为不知道商业是生产性的。在西方,重农主义以为只有地里长出粮食才是生产,重商主义以为经由对外贸易,赚到金银财宝才是生产,直到18世纪亚当・斯密(AdamSmith)的《国富论》出来,才知道劳力所生产供我们享用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是财富。再后来,才知道这些必须品和便利品是因为能满足我们的欲望,我们愿意花钱去买,才产生价值。

    一国的生产能量,最后决定于这个国家的技术条件。国人追求财富的努力,以及引导国家精英人才追逐财富,可能导致创新,使技术水准提升,国家所能产生的总生产量增加,但持续不断的技术进步使总生产量与人均产量或所得持续不断增加,是现代技术研发出现以后才有的现象。这种现象就是“现代经济成长”，因此，儒家重视财富但不鼓励热心追求财富,正符合当时的技术条件。不顾技术条件的限制,对财富过分热衷,不但使个人更不满足,而且引起社会争夺不安,以致伦理不容易维持。

    虽然孔子博学多能,“多能鄙事”又懂得各种技艺,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在他那个时代,有人知道经济增长、技术进步,更不用说技术进步与经济成长之间的关系。《论语》樊迟请学稼,孔子说他不如老农,请学圃,他说不如老圃,孔子说:

    “上好礼莫敢不敬,上好义莫敢不服,上好信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路》)

    孔子更重视的是礼乐教化。《论语》有另外一段故事: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闻诸夫子曰：君自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论语・阳货》)。

    儒家所追求的是完美的人格,成就德才兼备的君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机会就“出仕”为国家做事,为百姓谋福利,没有机会就独善其身,凭着高洁的人格和丰厚的学养,一样可以自得其乐,活出人生的价值。这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人生还有比财富(比功名利禄)更重要的价值。

    最近恰好读过余英时《中国文化史通释》第三章《近世中国儒教伦理与商人精神》(pp.43-58),让我引用余先生的高见,在这里补充一下。余先生认为:大体来说,自汉至宋,儒学思想对商业与商人保持消极甚至否定的态度。宋代的朱熹认为经商致富足以害道,对于子弟经商只给予维持衣食无虞的最低限度。明代的王阳明虽然说:“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但又说治生“不可以为首务,徒起营利之心。”只有“调停得心体无累”,我猜想就是对金钱不放在心上,才能“不害其为圣为贤”。十五六世纪中,中国市场经济活跃,越来越多人“弃儒入贾”,他们“以义制利”,以正常化营利的行为,使赚钱合于“道”,而赚了钱从事公益活动,觉得并不是只有“治国平天下”才有贡献,商人一样可以对社会有贡献。

    2001年我在山东聊城“山陕会馆”看到一副对联:

    “非必杀身成仁,问我辈谁全节义;漫说通经致用,笑书生空谈春秋。”

    商人一样有高洁的人格。“山陕会馆”位于古运河之畔,为清初山陕商人所建,正殿供奉关圣帝君,关羽忠义诚信正是正派商人仰望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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