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１２月３１日，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推荐项目名单向全社会公示，共包括５０１项；而今年６月，已经修订完成的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正式公布，最终确定为５１８项。

　　粗看起来，正式名录和推荐名录之间，只是数量上增加了１７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据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工作人员介绍，正式名录对推荐名录做了幅度比较大、比较细致周密的调整。在基本没有减少原有项目的情况下，正式名录做了多处“合并同类项”的工作，如对原来“民间美术”类的蔚县剪纸、扬州剪纸、广东剪纸、安塞剪纸等１０个项目，合并为一个大项“剪纸”；根据国家民委的建议，考虑到目前少数民族地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区域，适当增加了少数民族地区的项目；由于推荐名录上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申报较少，正式名录还增加了港、澳地区的项目。此外，涉及中华民族文明根源的“太昊伏羲祭典”、“女娲祭典”等项目也被补充进来。更为重要的是，正式名录中的不少项目还增加了申报单位，这是根本无法在数量上体现出来的，如上海原先没有申报京剧为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单位的增加实际上意味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流传区域更加准确，更多地区和单位将为保护该项遗产担负责任。

　　自从公示名录出炉，全社会都掀起了争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尤其是更多年轻人被带动着回归传统文化，谜语、民歌、针灸、春节……这些习以为常的东西都要受到国家保护，人们既感到新奇，又觉得似乎早该如此。推荐名录公布后更忙了全国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有关部门，几乎谁都觉得自己还有很多该上名录的没有上，强烈要求增加本地的项目。但不少专家提醒“地方官”：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充沛热情当然值得鼓励、值得敬佩，但不能片面地希望借此机会多申报、多出名，搞利益第一，市场第一。如果各地能够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实现双赢，那求之不得，但前提必须是把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放在首位，不能让自己沦为损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罪人，断了当地的文脉，贻害后代子孙。

　　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正式公布后，也有人认为５１８项的数量有点多。这种说法产生的原因，一是比照１９６１年公布的首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只有１８０处，确实数量上有明显差异；二是有人认为，从一般意义上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诞生，本来应该是按照县、市、省、国家这４个级别，逐级推选，呈金字塔形状，最后产生最具文化价值、科学价值、保护价值的项目成为国家级名录的成员。现在国家级名录首先诞生，对于各地来说，究竟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列入国家级，哪些应该列入省级、市级、县级，标准就不是那么清楚和具有可操作性。

　　实际上，国家级名录的公布时间和数量的确定，关键是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迫在眉睫决定的。相对于中国城乡建设的大规模快速推进，偏远少数民族地区生活生产方式迅速改变、民族或区域文化特色飞快消失，利益驱动导致的文化遗产流失海外，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造成的文化遗产消亡或失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有位电影导演曾经说，他的副导演上个月刚探察过的外景，这个月剧组去实地拍摄时一看，已经面目全非。而且相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历史十分悠久、少数民族文化千差万别的国家来说，包括５００多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数量上看应该并不出格，不是早就有海内外的专家认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可以说是“世界第一”吗？

　　我国政府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时间表是：３年内完成普查；２０１０年初步建立比较完备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２０１５年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文化遗产得到全面有效保护。相对于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这个计划是切实可行的，任务也是十分艰巨的。由于我们起步较晚，人才、经验等比较缺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细节包括名录的制订可能还不尽完善，但假以时日，这项工作一定会更加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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