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北宋名臣范仲淹，大多是因了他的那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可不是只说说就算了，只有漂亮话，不干漂亮事，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那句名言，既是他立身处世的座右铭，也是他为人处事的道德标杆。他因不畏权势、伸张正义而三被贬谪，被人誉为“三光”的经历，就是他的这句名言的最好解读。

    详细情况是这样的。天圣六年，范仲淹由宰相晏殊举荐，进入秘阁任校理，负责皇家典籍的校勘和整理，整天不是与皇帝相随，就是与达官显贵为伍，无形中被推进了险恶的政治斗争漩涡。当他得知宋仁宗已是20岁的人了，但朝中各种军政要事，却全凭60多岁的刘太后把持，自己一点权力也没有。并且还听说太后选定“冬至”这一天要仁宗率满朝文武在千点给她叩头庆寿，便上书力谏刘太后撤帘罢政，还权仁宗。还据理力争说，太后过生日，是皇帝的家事，扯上文武百官跪拜，岂不乱了后世的体统？为此触怒了刘太后，被贬至河中府任通判。京城的大小官员成群结队送他到城外，大家举杯饯别：“范君此行，极为光耀啊！”

    几年后刘太后去世，宋仁宗把范仲淹召回，任命为“右司谏”，也就是专门评议朝事的言官。然而他屁股还没有坐热，“病”又犯了，和皇帝大吵了一架，原因是宋仁宗有了新欢，在时任宰相吕夷简的挑唆下，想废掉贤惠正直的郭皇后。吕夷简等大臣举双手赞成，猛拍皇帝马屁，还振振有词：既然平民都可以休妻离婚，庄稼汉多收了几斗粮食还想换老婆，何况一个皇帝？范仲淹却不识时务，引经据典，摆出一堆大道理，坚决反对仁宗废后。仁宗烦得受不了，恼羞成怒，一声令下，把范仲淹贬到睦州。京城官员闻讯，又一次热热闹闹地来送别，大声赞扬：“范君此行，愈为光耀！”

    又过数年，范仲淹再次被朝廷起用，任命为待制职衔。可江山好改，本性难移，他没有接受一点教训，还是那样的疾恶如仇，眼里揉不得沙子，和黑恶势力不共戴天。范仲淹看到宰相吕夷简广开后门，滥用私人，朝中腐败不堪，便根据详细调查，绘制了一张“百官图”，在景佑三年呈给仁宗。他指着图中开列的众官调升情况，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的批评。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范仲淹便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狡诈。吕夷简更诬蔑范仲淹勾结朋党，离间君臣。最后，仁宗还是站在了吕夷简一边，夺了范仲淹的待制职衔，贬为饶州知州。士大夫们轰动了，第三次跑来喝饯行酒，啧啧称赞：“范君此行，尤为光耀！”几起几落的范仲淹听罢大笑道：“仲淹前后已是三光了，下次如再送我，请备一只整羊，作为祭吧!”

    “三光”之后，在饶州附近做县令的诗友梅尧臣，寄了一首《灵乌赋》给他，告诫他说，君在朝中屡次直言，都被当做乌鸦不祥的叫声，愿君此后缄默不语，少管闲事，可保平安，可荫妻子。刚直不阿的范仲淹立即回答了一首《灵乌赋》，禀复说，不管人们怎样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我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也幸亏有宋一代都能够遵循不因言事杀大臣的祖训，仁宗又是个不是太糊涂太刻薄的皇帝，所以，范仲淹虽三次，还都能毫发未伤，反倒获得“三光”美誉，那些与他惺惺相惜、饮宴相送的臣僚也都没受株连。如果想想朱元璋搞文字狱的大开杀戒，想想康熙、雍正、乾隆诛杀知识分子的野蛮残忍，无怪乎当今很多有识之士都把国力、疆域、武备、外交都等而下之的宋朝称为古代历史上最开明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