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大清官海瑞曾经研发过一套断案标准：“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世事繁杂，海大人不是福尔摩斯，遇到断不了的案子，干脆一律倾向弱者，自以为心安理得。

    海瑞绝不是这套原则的唯一奉行者，在他前后，有很多官员都曾这么干过，他们有一个统一的称号――“清官”。

    《二刻拍案惊奇》讲过一个故事。朱熹在福建崇安县当知县时，有一天接到一件案子，一个小民状告大姓侵占自己的祖坟。古人重风水，朱熹就是风水高手，当时豪门富户占夺小民好坟地的案子很多，朱熹决定亲自去查验。到坟头一看，果然是块风水宝地。大姓申辩说：“这本来就是我家新修的坟头，大人您看，泥土还没干呢，怎么成了他家的祖坟？”小民申辩道：“坟头虽然是新的，那是新盖的，底下还有老土，却是我家的。”朱熹令人拿铁锹挖，果然挖出了一块墓碑，上面赫然列着小民祖先的名字。朱熹一看大怒，墓碑为凭，铁证如山，必然是大姓贪图小民祖坟风水好，恶意侵占。于是判了大姓一个强占田土之罪，将坟地判给了小民。

    朱熹断了此案，好不得意，觉得“此等锄强扶弱的好事，不是我，谁人肯做？”却不料真相是另一回事：原来小民知道朱熹一向专门打击富豪大户，憎恶他们欺侮百姓，所以把青石刻成字，偷埋在大姓家墓地，然后来告状，朱熹果然中计。

    包拯也是宋朝有名的清官，《梦溪笔谈》记载过他的一件糗事。包拯坐镇开封府时，有人犯法，按律应处脊杖。这人贿赂了一个小吏，想让其帮忙免去这顿皮肉之苦。小吏拿了钱，与他约定：开堂时只管大声，其他的事交给我。开堂问罪，那人果真呼号，分辨不已。小吏故作不耐烦，恶声呵斥：“不就是脊杖吗，受就受了，��嗦什么？”包拯见小吏如此越权跋扈，大怒，将其杖责，却把犯法的从轻发落了。小吏虽挨了打，却得了钱，犯法者出了钱，免了一顿打，大家双赢，输的是包拯。

    朱熹和包拯都是清官，却遭遇了同样的悲剧――被人利用。朱熹认为“世上只有大家占小民的，哪有小民谋大家的”，先入为主，小民正是利用这一点，为他量身定制了一个圈套。开封府的小吏同样利用了包拯嫉恶如仇的性格，自己先嚣张跋扈，故意激怒包拯，使他反而同情该受脊杖的罪犯。这两个故事表面上看是两位清官被人所骗，其实它们揭示了清官根深蒂固的一个顽疾――偏执。

    清官总是觉得自己占据着道德的高度，不存私心、不畏强权、嫉恶如仇，是救民于水火的大青天。殊不知，这种心理不断强化，“为富不仁”、“锄强扶弱”之类的心理暗示过强，就很容易走向偏执的地步，以致被奸猾之徒掌握利用。李贽就认为，清官多“执拗”，他们因为自以为是道德君子，问心无愧，所以“胆益壮而志益决”，无所忌惮，格外执拗，一旦走错路，比贪官害处更大。(《焚书》)

    对这一点，康熙看得非常清楚。康熙四十年湖南按察使空缺，大学士保奏当时的“天下第一清官”施世纶。康熙说：“施世纶朕深知之。其操守果廉，但遇事偏执。百姓与生员讼，彼必护庇百姓，生员与缙绅讼，彼必护庇生员。夫处事唯求得中，岂可偏私？如施世纶者，委以钱谷之事则相宜耳。”康熙四十二年，他又斥责顺天学政杨名时“自督学以来，赋性乖异，纵有精于学业，工于文章者,但系殷实之人，必不录取；其无产赤贫，虽不能文，或记诵数语，亦得进学。”施世纶、杨名时都是当时有名的清官，康熙却从他们清廉的背后看到了道德强迫症，甚至沽名钓誉，可谓明察秋毫。

    百姓都痛恨贪官，颂扬清官，却不知清官也容易有“心病”。一旦背上“清官”的声誉，免不了被声誉所累，为道德所绑架，反而有损公道。所以海瑞虽然一生刚正清廉，却很少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合格的好官。因为清廉容易，好官难当。好官不仅需要清廉自守，能办事，还必须真正公正无私，不偏不倚，决不能为了当清官而当清官。按此标准，真正的好官可真是少之又少。或许电视剧里的纪晓岚算是一个，他不贪财、不好色、不迂腐、不谄媚、不畏强权，还专门为百姓做好事。然而现实却让人心寒，当年的纪晓岚只不过委婉劝诫了几句乾隆下江南的事，就被乾隆指着鼻子训斥：我看你文学上还有一点根基，才给你一个官做，其实不过当作娼妓一样豢养罢了，你怎么敢议论国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