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

　　本文摘自《最后的海洋与迟到的觉醒：激荡中国海》，王佩云著，作家出版社出版

　　 康熙皇帝曾被世人称颂为“一代圣主”。有历史学家甚至称其为“汉文帝以来的第一个好皇帝，亦是一部二十五史中，惟一了解西方文明、尊重科学精神的一个皇帝”。当然如何全面评价康熙其人，不在本书叙述的范畴。但是，如果从海洋的角度来讲，特别就其“迁界”留给国家、民族的后遗症而言，这个评价就该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诚然，康熙坚持收复台湾，实现江山一统，应当高度肯定。1683年，他派遣施琅率领战舰300艘，精锐水师2万人，大举进攻澎湖。经过7天激战，逼退了郑经部署在澎湖的兵力。不久，郑经的儿子郑克塽派人前来乞降，清军顺利进驻台湾。清政府同时接受施琅建议，在台湾设一府（ 台湾府 ）三县（ 台湾县、凤山县、诸罗县 ），隶属福建省，在清朝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下，密切了台湾与大陆的关系。与此同时，康熙遏制沙俄扩张，亲征新疆准噶尔，击败噶尔丹，使蒙古土尔扈特臣服清朝，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也功不可没。

　　 但认真回顾一下，台湾、澎湖当年的丢失，根子即在明朝政府对海洋的背弃。自文、宣之后，所有的大明皇帝，既对海上滚滚而来的巨大商机不闻不问，也闭眼不看从海上步步逼近的严重威胁，西方殖民主义者赶走这个来了那个，这个抢走这个岛屿，那个抢走那个岛屿，全都没当一回事儿。待荷兰人将偌大一个台湾岛从眼皮底下夺走，朱元璋的这些灰孙子们才傻了眼，然国运式微，已经没了脾气，只能以崇祯吊死在煤山的一株子树上作了结。照理说，以康熙之精明，在收复台湾的过程中，该很好反思前朝丢失台湾的深刻教训，认真思索老对手郑成功在海上与其长久相持的奥秘，从中好好领悟背海而衰、向海而兴的治国之道。敢于学习和汲取对手的长处，那才是名副其实的圣者。

　　 说也奇怪，康熙有宽大胸襟肯定郑成功对前朝的忠诚，留下一副脍炙人口的挽联：“四镇多贰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但他却无开阔视野去接受这个老对手重视经营海洋的成功战略，而且反其道而行之，郑成功爱海他恨海，郑成功视海路为活路，他视海路为绝路。他在与郑家军多年的征战中，居然听了郑氏降将黄梧的馊主意，不但杀郑芝龙坚定了郑成功反抗到底的决心，还继续秉承明朝禁海杜绝民船通匪的败招，进而坚持实施长达20余年的“迁界令”，像赶鸡鸭一样，将世代久居海边的百姓全部撵走，制造了空前绝后的沿海无人区。 现在冷静下来分析，清朝开国之初在东南沿海颁布“迁界令”，无论从军事还是政治、经济的角度，似乎都找不出像样的理由来。惟一的解释，就是出身游牧的满清皇室贵胄，因对大海的陌生而产生了对大海的恐惧；或者是太过相信自己在兴安岭、长白山围猎的本领，以为只要有了沿海无人区，就好比在一片草原上张开了大网，逮郑成功会像逮围网中的狍子、兔子。康熙和乃父顺治被深山老林锁住的脑袋瓜怎么也想不到，你把大海当藩篱它就是禁锢你的藩篱，你把大海当通衢它就是任你纵横驰骋的通衢。

　　 顺治十三年（ 1656年 ），清政府恼怒郑成功在海边神出鬼没，想够够不着，想避避不开，搬出前朝的禁海政策，严令“寸板不许下海”、“片帆不许入口”，不但禁止渔船、商船出海捕鱼和贸易，也禁止外来船只进入港口停泊，企图将郑家军困死海上。福建和广东沿海居民首当其冲，接着殃及到远在南海诸岛谋生的渔人和商贾，从根本上断绝了这些中国岛民的生计。“禁海令”推开后，虽然尚未强迫迁移，然沿海周环立界，“商贾绝迹”，连鱼盐小径都被堵死。岛上居民顿失生产、生活基本条件，不得不放弃家园内迁，或远逃海外谋生。我们先民本来经营多年的一些岛屿顿时变成渺无人烟的荒岛，这严重阻碍了国家、民族开发南海诸岛的脚步。

　　 1661年３月，郑成功经澎湖顺利登陆台湾，一路所向披靡。清政府急了眼，立刻变本加厉，颁布更为彻底也更为残暴的“迁界令”。朝廷先是派人察看东南沿海地势，画出迁界图纸，随即吩咐两位满清王爷监督地方官府按图作业。头一次“迁界”，从山东至广东，所有沿海各处居民一律内迁50里，所有沿海船只悉数烧毁，片板不许留存。凡溪、河桩栅，货物不许越界，布置兵丁“时刻瞭望，违者死无赦”。1662年，即改元康熙以后，盘踞台湾的荷兰总督签了投降书，郑成功全面收复台湾，“聚岛欢庆”。消息传来，清廷气急败坏，再次颁布“迁界令”，勒逼从广东饶平、澄海、揭阳、潮阳、惠来至廉江、合浦、钦州24州县居民再内迁50里，除澳门外的附近海岛洲港，皆封港毁船，禁止居住。圣旨还谕令将界外地区房屋全部拆毁，田地不准耕种，渔民不准出海捕鱼，出界者立斩不赦。紧接着又下令东起饶平大城千户所上里尾，西迄钦州防城沿边筑墩台、树桩栅，派重兵防守。而迁界时限仅有３天，必须“尽夷其地，空其人”，不愿迁走的居民无分男女老幼一律砍掉脑袋。南粤大地顷刻亡者载道，哀鸿遍野，一片凄风苦雨。据粗略估算，仅粤东八郡死亡人数便达数十万。屈大均在《 广东新语 》中沉痛地写道：“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就这么着，康熙还嫌“迁”得不彻底。1664年５月，朝廷又称“时以迁民窃出鱼盐、恐其仍通海舶”，下令再次内迁30里。原本不在迁界之内的广东顺德、番禺、南海及海阳居民，又上演了一轮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拆迁悲剧。如此一迁、再迁、三迁，才把沿海无人区的界线基本定下来，最远距离有达二三百里者。那时也搞暴力拆迁，大小官员手持“迁界令”，先定下“迁界”的两端，用绳索拉直，作为铁定的界线。一些居民的房屋不幸建在界线上，划界从中间穿过，便被强行拆掉在界内的一半房屋，剩下半边能否住人，官家一概不管。有的还在界线上掘一深沟，以分内外，稍有跨越深沟、“走出界外者”，便是死罪。清廷派来的巡海使者到新会勘界，更以潮水涌至的河面定为划界的标准，竟然“逼城为界”，使得靠近城郭的肥沃田土全部抛荒。今日繁荣兴旺的广东新会环城、礼乐、江门郊区，那时也列入迁徙范围，一派“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惨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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