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敬飞，男，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2012年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本文出自其博士论文《五岳祭祀演变考论》。

　　博士导师： 清华大学教授 秦 晖

　　通讯评委： 清华大学教授 张国刚 中华书局编审 陈 虎

　　开皇九年（589年），隋平南朝，朝野请封禅，文帝弗许。六年后，以晋王杨广为代表，朝廷再起封禅之议，隋文帝先命牛弘等人草拟封禅礼仪，最后出于谨慎仍未行封禅，但其提出：“但当东狩，因拜岱山耳”。开皇十五年（595年），隋文帝至泰山行巡狩之礼，其礼制为：“为坛，如南郊，又壝外为柴坛，饰神庙，展宫悬于庭。为埋坎二，于南门外。又陈乐设位于青帝坛，如南郊。帝服衮冕，乘金辂，备法驾而行。礼毕，遂诣青帝坛而祭焉。”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北巡恒山，行巡狩之礼，“其礼颇采高祖拜岱宗仪，增置二坛，命道士女官数十人，于壝中设醮”；大业十年（614年）炀帝“过祀华岳，筑场于庙侧。”史臣评炀帝礼恒山、华岳为不经之礼：“事乃不经，盖非有司之定礼也”（以上俱见《礼仪志》）。但仔细对比三条记录，可知炀帝礼恒山是遵从文帝礼岱宗之制的，礼西岳“筑场于庙侧”亦当如此，并非无定礼。笔者以为唐人所说“不经”主要针对隋代擅行巡狩五岳之礼。

　　巡狩之礼源自《尚书》，秦皇汉武曾因模仿上古帝王巡狩山川而闻名，但此二帝巡狩或未有定制。至东汉章帝，“巡狩”为白虎观会议之重要议题，事后不久，元和二年（85年）章帝即巡狩东方，“幸太山，柴告岱宗”（《后汉书·章帝纪》），之后安帝亦行之。秦汉时代，泰山封禅礼风靡一时；进入东汉，儒学昌明，故此时有经学依据的“巡狩”之礼为朝廷注意。汉武帝议封禅时儒生即提出据《尚书》《周官》制礼；郑玄解释三礼曾用“天子巡狩礼”（《毛诗正义》），王应麟以该礼为汉代之逸礼(《玉海》卷39)，汉人解经若有所本，则可判定至少至东汉中期，朝廷已据礼经定巡狩之礼。

　　《白虎通》引《尚书》，指出巡狩至于五岳，须在五岳祭天。东汉以降，华夏分裂，再无帝王于五岳行巡狩祭天之礼，直至隋朝统一，隋文帝才勉强为之。现就隋文帝巡狩礼做出解析。首先，巡狩礼地点在山下岳庙附近，而非山顶，此即区别于封禅礼。其次，巡狩有祭天柴坛。《白虎通》：“巡狩必祭天，何本？巡狩为祭天告至，《尚书》曰‘东巡狩至于岱宗柴’也”，此是汉人宗上古巡狩祭天之事；《礼记》“天子适四方，先柴”郑玄注：“所到必先燔柴有事于上帝也”（《十三经注疏》），此是汉人理解周代巡狩，由此可知汉人欲复巡狩当有燔柴告天之礼。隋行巡狩立柴坛当本于此。

　　再次，隋代巡狩礼最具特色的便是仿南郊修青帝坛，此坛为祭祀中心。隋制为何要修坛祭祀？东汉章帝巡狩时“有黄鹄三十从西南来，经祠坛上”（《后汉书·章帝纪》），这是汉代巡狩礼残留之吉光片羽，其经中古战乱至隋代早已不存，故寻修坛源头只得再从礼经入手。与天子外出行巡狩礼相反，诸侯因时会殷同有朝觐礼。《仪礼·觐礼》有“诸侯觐于天子，为宫方三百步，四门坛十有二寻，深四尺”，据此古制诸侯觐礼有坛。郑注《周礼·大宗伯》也以为诸侯朝觐天子皆立坛，并提出：“十二岁王如不巡守，则六服尽朝，朝礼既毕，王亦为坛合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此是郑玄以为王出巡狩与诸侯入朝时王之命政礼属同类，巡狩筑坛应符合其义。郑注《秋官·司仪》：“合诸侯，谓有事而会也。为坛于国外以命事，宫谓壝土以为墙处，所谓为坛壝宫也。……《觐礼》曰：‘诸侯觐于天子，为宫方三百步，四门，坛十有二寻，深四尺’是也，王巡守，殷国而同，则其为宫亦如此与？”此是郑玄推断巡狩礼与觐礼之宫坛建置类同。三礼之学自魏晋出现郑王之别，北朝郑学盛行,又特重恢复周代制度，如北周即主“姬周”。隋继北周，承其风气，其开国制礼核心人物牛弘、辛彦之皆为北周陇右人士；此二人参与拟定开皇封禅礼，文帝虽未封禅而行巡狩，而巡狩相关礼仪亦当由二人制作。当时未有既成巡狩礼可参考，郑注三礼应成为当然选择。既然郑玄曾见汉巡狩礼且推断巡狩礼应立坛会诸侯，隋臣则极有可能用郑义为巡狩立坛。

　　至于为何仿南郊而立青帝坛，则又要回到郑玄礼学。北朝在郊祀制度上更倾向郑玄五精帝六天之说，故郊丘分立，正月于南郊祭感生帝。感生帝本质是五精帝之一，五精帝之礼与南郊祭感生帝之礼有可以趋同之依据，隋初制礼之臣或许就持这一态度。于是在制定巡狩礼时，要满足礼经所说祭天，隋代现有祭天坛制只有圜丘与南郊，巡狩非封禅大礼自然不能用圜丘之礼；同时南郊所祭感生帝本质又属五精帝，隋礼又直称南郊所祭为“感帝赤熛怒”。（《隋书·礼仪志》）于是为方便起见，隋臣便于泰山下仿南郊坛制立青帝坛，其燔柴所告之天也即青帝灵威仰。依此类推，炀帝巡狩恒山所祭之神当为玄帝协光纪，巡狩西岳所祭之神当为白帝白招拒，两次均按五方致礼。

　　此外，从隋文帝巡狩礼舆服来看，“衮冕”是当时最高级别服冕，其适用于祀圜丘、方泽、感帝、明堂、五郊等等。（《隋书·礼仪志》）巡狩泰山所祭青帝即属五郊，故文帝用衮冕。之后炀帝复周代服冕，于衮冕上再制裘冕以分文帝衮冕功能，裘冕专用于“圜丘、感帝、封禅、五郊、明堂、雩、蜡”等大祀，以应《周礼·司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可推知炀帝巡狩恒山、华岳或用裘冕。《周礼·春官》记玉辂以祀，金辂以宾以封，隋制亦规定金辂“朝觐会同、乡射饮至则供之”(《隋书·礼仪志》)，巡狩即会同四方诸侯，《隋书·礼仪志》记文帝巡狩用金辂符合《周礼》以宾以封之义。又天子之驾，法驾仅次大驾，汉制“大驾祀天，法驾祀地，五郊、明堂省十三”（《汉官六种》），《礼仪志》记文帝用法驾礼青帝切合古礼。

　　最后，隋代二帝巡狩皆有赦文，符合大祀行赦传统。《隋文帝拜东岳大赦诏》有“朕以不德，肃膺鼎运，上承昊天之命，仰述圣人之道，思使含生之人，咸敦礼义；率土之内，同致雍熙。”文帝此意完全符合汉人所释巡狩，即“道德太平，恐远近不同化，幽隐有不得所，故必亲自行之，谨敬重民之至也。”《隋炀帝巡幸北岳大赦诏》记有：“飨帝禋宗，虔奉明祀”，此能印证其巡狩所祭为玄帝协光纪；在表达推行王化时，该文还突出巡狩礼会同华夏诸侯之义：“长城作固，镇隔华戎。率彼子来，亲巡玄朔。既而南辕肆觐，北岳升柴，继绝代之遗风，弭之盛典。”（两诏俱见《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

　　综上所述，可以推定，牛弘等人在巡狩祭天理念上采用了郑玄五精帝之义，在议定巡狩坛制舆服上严格遵循了郑注三礼，特别是《周礼》。牛弘不惟制定文帝巡狩泰山礼，且负责炀帝巡狩恒山礼（《隋书·牛弘传》），于是便出现《隋书·礼仪志》所说“其礼颇采高祖拜岱宗仪”。

　　需要指出，隋代国祚虽短，但在礼制建设上却颇有建树，恢复湮没多年的巡狩五岳礼便是其礼制创新之一。参考《大唐开元礼》可发现，玄宗所制巡狩礼坛制与隋朝大体一致（《大唐开元礼·皇帝巡狩》），只是所祭之天由五精帝变成了“昊天上帝”，《开元礼》上承显庆、贞观礼，或许其巡狩礼制正是源自唐初史臣诟病的隋朝巡狩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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