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曾2000年《饮中八仙图》

　　□李树政

　　古代文人嗜酒，是不争的事实。与酒结缘一生，尽管有悲喜愁苦诸味杂陈，却从饮酒中体味生活的乐趣，追寻文化的品味。

　　这种文人的酒文化现象，与当时的社会现状、人文环境，以及个人际遇是分不开的。用通俗的话来说，玩情调，彰显个性。

　　1.陈遵投辖及刘伶随行随饮

　　中国有个成语叫“陈遵投辖”。西汉嘉威侯陈遵，性嗜酒，善书。史载，汉平帝时，陈遵“以列侯居长安，宾客满门，酒肉相属”。热情好客，酒肉管够。他立有“规矩”：宾客满堂，立即紧闭大门，命人把客人来车的车辖投入井中，让客人无法离去。

　　辖，一种小物件，用来插车的軎孔，固定车轴，阻止车轮外脱。去其辖，车不能行。后人用“陈遵投辖”褒誉盛情留客。

　　还有一位孔融，少好学，博览群书。汉魏时，曾举为北海相。明代曹臣《舌华录》载，当孔融在家，居然宾客日满其门，他不禁感叹：“座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

　　一个位高列侯，一个居家，境遇迥异，他们的诉愿相同：客常满，尊不空。

　　倘若说，聚众群酗，追求的是氛围热闹，酣兴意畅；那么，三几知己酣饮，追求的是襟怀相契，放任忘形。魏晋时期“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七人，相与友善，经常一起在竹林下宴饮。

　　阮籍嗜酒能啸，善弹琴，能著文。史载，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争，遂酣饮为常”。世家子弟王恭曾问王忱，阮籍嗜酒比汉代司马相如怎么样？王忱答道：“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直指阮籍胸中郁结不平。而且，嗜酒成为其安身保命的方式。当时，司马氏的心腹钟会，权倾一时，数次以时事试探阮籍，欲治其罪，阮籍幸而以酣醉避祸。

　　刘伶亦嗜酒，著有《酒德颂》，称饮酒“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然而醒”，而且，“不觉寒暑之切肤，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以饮酒为德，也就是宣示饮酒的一种情调。于是，刘伶干脆携一壶酒，坐上鹿车，随行随饮。还叫人扛上铁锹跟着，说“死便掘地以埋”。

　　2.酒与诗文，二者密不可分

　　唐代“竹溪六逸”，指开元末年，李白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六人，结隐在泰安府（今山东泰安）徂徕山下的竹溪，天天聚而纵酒酣歌，以酒会友，以文会友。

　　唐代诗人杜甫有《饮中八仙歌》诗，描写贺知章、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八人嗜酒，以及各自的醉态，勾划他们豪放不拘的性情。诗句“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正是展示李白从徂徕山下走出来的本色。不过，贺知章等八人并无一起聚集宴饮，只是先后在长安呆过而已。

　　看来，吟诗觅句，成为饮酒玩情调的一种文字游戏，或直抒胸臆，或寄托诉求。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录有一段逸事：明代苏州有位老儒朱存理，博学工文，颇攻诗。其在吴中旧族王氏家中教书时，一天，朱老夫子与主人晚酌之后，独在庭中，适见月上，灵感一动，吟得诗句：“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吟毕，喜极而狂，拍门大叫，连呼主人起来。

　　主人听罢诗句，亦击节赞赏，当即令人取酒，两人重又对酌，直至兴尽而罢。次日，又遍请吴中善诗者来欣赏佳句，一连数日摆酒戏乐，成为一时盛事。

　　在文人饮酒过程中，连酒具也成为玩情调的一种方式。

　　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载，魏正始年间，每遇三伏之际，郑懿常带着宾客、幕僚在历城（今山东济南）使君林避暑。他们连茎摘取大莲叶，以簪刺叶，令与茎柄相通。在莲叶上盛酒三升，“屈茎上轮菌如象鼻，传吸之，名为碧筩杯”。据称酒味杂莲气，香冷胜于水。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统等四十一人，在山阴兰亭（今浙江绍兴县西南兰渚山上），按民俗，修祓禊之礼。他们宴集于环曲的水渠旁，置酒杯于流水之上，酒杯停留在某人面前，当即取饮，名为“流觞曲水”。席间每人赋诗一首，合为一集，请王羲之为诗集作序。序中王羲之写道：“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流觞曲水，一觞一咏，难道不是在玩情调吗？

　　3.鬼饮了饮囚饮鳖饮鹤饮

　　元代贡奎《云林遗事》载，元代杨维祯善诗文，工书法，因文风格奇诡，被讥为“文妖”。晚年居松江，耽好声色，纵恣诗酒。一天，与倪瓒会饮于友人家，杨维祯竟把陪侍妓女的鞋脱下来，置酒杯于鞋中，让座上客人传饮，名曰“鞋杯”。画家倪瓒素有洁癖，一见“鞋杯”，不觉大怒，“翻案而起，连呼龌龊而去”。

　　文人饮酒玩情调，一味追求新奇，有的干脆自酿自饮。比如，宋代黄庭坚、陆游先后赋诗称赞自酿的“醇碧酒”。尤其是苏东坡，在北宋绍圣元年（1094）被贬惠州时，其《桂酒颂》诗的叙曰：“有隐居者，以桂酒方教吾，酿成，而玉色香味超然，非世间物也。”另一首诗《新酿桂酒》中，描述自酿的诗句：“捣香筛辣入瓶盆，盎盎春溪带雨浑。收拾小山藏社瓮，招呼明月到芳樽”。喝上自酿的桂酒，悠然自得的情调跃然纸上。

　　宋代张舜民《画墁录》载有五种饮酒方式：“苏舜钦、石延年辈有名曰：鬼饮、了饮、囚饮、鳖饮、鹤饮。”宋代苏舜钦、石延年均好酒能诗，有狂名。所谓鬼饮者，不燃烛火，摸黑而饮；了饮者，每饮一次必挽歌哭泣；囚饮者，围坐一处，仅露头而饮；鳖饮者，以毛席自裹其身，露出头来，饮完又缩回去；鹤饮者，饮一杯后上树，再下树而饮。

　　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亦录有“五饮”，略有不同。石延年“每与客痛饮，露发跣足着械而坐”。他不仅露发光脚，还要自戴器械，谓之囚饮。坐在树梢饮酒，谓之巢饮。用干草束裹其身，露出头来饮酒，谓之鳖饮。其余依前无异。

　　据明代曹臣《舌华录》载，东汉皇甫嵩，少好《诗》、《书》。其认为“凡醉各有所宜”。“醉花”适宜白天，薰染其明艳；“醉雪”适宜黑夜，明晰其思绪；“醉得意”适宜歌唱，显示其应和；“醉将离”适宜击钵，以壮其行色；“醉文人”适宜谨慎礼节，害怕其轻侮；“醉俊人”即才智特出的人醉酒，适宜增加杯盆等盛具，添加旗帜，以助其威势；“醉楼”适宜暑天，凭依其清凉；“醉水”适宜秋天，浮现其爽朗。“此皆审其宜，考其景，反此则失饮之人矣”。上述八醉八宜，几近醉酒玩情调的“大全”。

　　此外，南朝宋的刘义庆《世说新语》录有王恭的一句大实话：“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这也算是一种情调。当然，到了烂醉如泥，呕吐满地的时候，也就无个性可言，亦玩不出情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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