讼师指的是民间帮人打官司的人。因为封建统治者一直秉承以德治国和以“和”为贵的统治理念，而讼师又经常武断乡曲、挑唆生事，所以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打击。到了晚清法制转型的过程中，讼师这一职业才呈现出新的面貌。

　　官民的“厌讼”态度

　　讼师之业由来已久，春秋时期的邓析被认为是讼师之祖。然自始至终，讼师一直游走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缘，在明清时代更是被官府严厉。

　　官员到任伊始，每每贴出告示，警告讼师勿要生事，甚至要其远走高飞。一旦抓获，很可能处以法外加重的“光棍例”（专门惩治地痞流氓）。讼师的行为与儒家传统的礼治思想有关。做过鲁国司寇的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其最终目标是希望做到民众都不打官司，似有营造和谐社会之意。郑国执政子产铸刑书于鼎，向全国公布成文法。晋国大夫叔向批评说，此举使民“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可见儒者并不主张以法律解决争端。然而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部族间不成文的“礼”让位于公布在外、确定无疑的“法”，已是无可移易的趋势。不过，统治者依然相信，即便做不到“无讼”，至少也要“息讼”。民如赤子，官员如父母，矛盾本来容易解决，为何还会出现与日俱增的案件和渐趋复杂的案情？官府认为，这是因为奸诈的讼师在背后挑唆纯朴的百姓，给国家治理带来麻烦。

　　民间的普遍心态也与官方接近。广东民间俗语有“生不入官门，死不入地狱”之说，可见“厌讼”实为最常见的社会心态。但明清以后人口暴增所引起的资源紧缺与激烈竞争，诉讼案件的数量却是与日俱增，审断案件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政务。乾隆年间名幕汪辉祖在偏僻的湖南宁远任知县，每年尚且要接收一万多张诉状，更勿论经济发达地区。

　　“无谎不成状”

　　秦汉以后，官府实施书面诉讼制度，状纸成为立案和判案的前提和重要依据，而在传统社会，绝大部分人既不识字，更不具备亲笔写状纸的能力，也不清楚告状的程序，所以要打官司就必须请人代劳，故具备专业写状能力的人被称作“状师”“刀笔吏”“刀笔先生”。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曾说，讼师“或据律引例，深文周纳；或上下其手，颠倒黑白；一语足于救人，亦足于杀人”。显见讼师在诉讼中位居关键。

　　鉴于此，历朝统治者试图将讼师的部分功能合法化，将有限度的法律援助纳入政府的监理系统。如宋朝允许民间开设“写状钞书铺户”，承办各种诉讼和公证事务。到清代则限制加严，要求如实叙述案情，只有经政府考核通过的“代书”能为百姓书写状纸。无“代书”戳记的状纸，官府一概不收。然而正是因为“代书”受到官府限制过多，打官司的百姓往往先找好讼师，拟定状纸的草稿，然后请“代书”抄写和盖印了事。

　　讼师写状的标准写法，实际源于明清社会实行的“小政府主义”。即在管理社会时，地方政府只要能维持正常的运转即万事大吉，并无不断提高管理和治政水平的要求。因此，官府多只关注谋逆、人命、盗贼等大案，对于民间邻里的词讼小事往往不甚措意，甚至不接受案件的成立，让其自行调解。而为保障诉讼人的权益，讼师也只能夸大其词，以引起官员的重视。于是，“无谎不成状”成为当时案件诉讼的常态。南宋名吏胡颖就指出，词讼“三分之中，二分真而一分伪，则犹为近人情也”。讼师这种“有失斯文”的行为自然为儒林所不齿。清人王有孚的笔记《一得偶谈》，刻意区分“讼棍”和“讼师”，恰恰反映出当时一般眼中，这些法律从业者的形象确实不佳。

　　讼师到律师的转型

　　在晚清最后十年，随着清廷的，西法不断引进。西法的律师社会地位颇高，中国的讼师与之性质相近，因此也获得了翻身正名的机会。但同时也是由于讼师的负面形象，时人对于引进律师制度，从刚开始便抱有相当矛盾的心态。1906年，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向朝廷提倡时，认为“盖人因讼对簿公庭，惶愫之下，言语每多失措，故用律师代理一切质问、对诘、复问各事宜”。依此，律师可以站上公堂辩论法理，官员审断的依据也只能是法，而不再是各方面平衡的考虑，故其审讯的逻辑实际与中国传统大不相同。

　　各省督抚对律师制的推行则多有怀疑之声。湖广总督张之洞奏称：“遽准律师为人辩案，恐律师品格尚未养成，讼师奸谋适得尝试。”四川总督锡良也说：“欲求律师，则学堂之造就固属需时矣。即向有精通法律者，在川省各州、县，半系痞棍讼师，藉此教唆渔利，倘以此辈滥竽，遗害小民岂浅？”两说颇有代表性，他们其实并不反对律师制，反而认为西方律师养成于学校，由国家选拔，以学问、资历为标准，必为公正守法之人；怕的是讼师利用新制度的初创而转身成为律师。

　　虽然存在阻力，律师还是在通商口岸首先落地。特别在租界地域，无论华洋讼案，律师都成为必不可少的诉讼要角。1904年11月29日，上海《时报》社论总结，假如没有律师到堂辩护，“民与民讼，则黠者常胜，讷者常败；民与官讼，则官得伸者什常八九，而民得直者什不得一焉”。为了伸张法权，维护国体，保护民众的法律权益，内地亦应仿行律师，逐渐成为朝野各方的共识。

　　为了与传统的讼师做出区分，当时在学校教育、国家考试和道德水准等方面，均对律师提出严格的要求。1906年修订法律馆提出的《民事刑事诉讼法草案》规定，律师必须为法律学堂毕业，并获得文凭，且通过省级考试核验者；同时必须有相识的“殷实人二名立誓，具保该律师品行端正，人品相符”，方能获得执业资格。

　　1906年后，清廷应用的法律渐趋西法，熟悉传统律法的讼师年纪较大，更不知西法，很难转型为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大多数的律师只能由本土法政学校毕业生充任。从讼师到律师的转型就是在这样不断的调适中缓慢实现的，也反映出近代中国传统与现代的藕断丝连。

　　作者简介

　　李欣荣，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清末法律史和史学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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