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舅子”可不是随便好当的
在“红学重要文献李煦诞辰360周年特展”举办之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曹雪芹研究》主编、著名红学家张书才先生应邀举办讲座。他从《虚白斋尺牍》的发现到《李煦行乐图》的研究中,重新梳理李煦与康熙的关系。张书才认为,之前大家对李煦与康熙关系的认知,主要是从亲戚关系方面讲得多一些,实际上李煦得到重用跟他本人的才干分不开,“不单是裙带关系”。同时,对于李煦家族最后败落的原因,也提出了新的看法。
【背景】
追随李煦走近红楼
在日前结束的2014匡时秋季拍卖会“古代绘画专场”上,由周道、上睿所绘《李煦行乐图》成为该场的最大亮点。这幅画估价仅在250万至300万元之间,现场竞争却最为激烈。经过半个小时争夺战,《李煦行乐图》最终以1620万元落槌,加上佣金最终成交价为1863万元,超出估价六倍。
此次拍卖令人们将好奇的视线投向李煦这位尘封的历史人物。据匡时副总经理谢晓冬介绍,他在拍卖之际曾亲携这件《李煦行乐图》拜访了红学泰斗冯其庸先生。现年九十岁高龄的冯其庸先生看到《李煦行乐图》后说:“这个卷子对于研究李煦来说是个很重要的发现。我第一次看到李煦画像的原作,后面那么多题跋,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李煦是“曹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姑苏织造李煦与江宁织造曹寅都是康熙皇帝的亲信,李煦还将妹妹嫁给了曹寅(曹雪芹祖父)。然而长期以来,对李煦及其家族的研究,主要依靠《李煦奏折》等零星资料。1996年,山东省昌邑县发现一批关于李煦的资料,其中有《虚白斋尺牍》以及两张《李煦行乐图》,但原件当时随即流散。2011年北京曹雪芹学会获知山东昌邑存有李煦《虚白斋尺牍》等资料后,多次组织专家前往考察,并顺利入藏这批文献,同时组织专家笺注出版,将李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起点。
本次“红学重要文献——李煦诞辰三百六十周年特展”由三大主题板块构成:第一部分“苏州织造——虚白斋主人李煦”,以李煦与曹寅二人的莫逆之交作为主线展开,同时期创作的诗文雅集与往来交游颂唱出他们率朴的性格;第二部分“图成行乐——清代肖像画与题咏”,则以清代肖像画为题材研究,讲述李煦与江南文士关系;第三部分“说不尽的红楼梦”展示与《红楼梦》有关的众多绝少示人的珍贵文献与档案要物,是近距离接触“红学”的一次良遇。
“流泉声在斯人耳,似证因尘果味身”——这是曹寅在《李煦行乐图》上题诗中的句子。这位当年备受皇帝恩宠的爱臣在提笔时叱咤风云,怎样也不会想到一语成谶。经年之后曹寅自己竟然担当不起主子委派的盐政重任,“病死在工作岗位”。他也不会想到家族近亲加同伴的李煦,不久即遭被放逐的命运,最终冻饿而死在他乡。
也许正是这些先祖们的遭遇化为曹雪芹的创作灵感吧——其实同为沦落人的这位作家,也是以自身的命运重演出历史的幻化。日前,让我们借由《李煦行乐图》展出的机缘聆听红学专家的讲述,在拨开一层层迷雾的同时,也渐渐瞥见“因陈果位”的轮廓。文/本报记者 王岩
画作是伪托?
三点依据证其真
这幅展出的画现在叫《李煦行乐图》,这个没错,因为画的内容是那样的,可以统称。但是画上的贴笺是“竹村居士小照”,这个竹村居士是不是李煦?再一个这个画是不是后人伪托的?是不是赝品?这些都是人们关注的,应该加以考证,有个明确的答案。
我看过原作后认为是真的,主要根据有三点。
第一点,李煦又字莱嵩,号竹村,这在曹寅、宋荦、杨宾、汪份、沈槱元、梅文鼎等李煦友人的诸多诗文中多有记载。同时,张云章在《修竹清风图记》中还记载了李煦号竹村的来由,他说李煦喜欢竹子,种了很多竹子。康熙南巡住在苏州织造府的时候,就题了“修竹清风”四个大字,制成匾额挂起来了;李煦到苏州出任织造之初,还在郊区渔村买了一块地作为别墅,“种竹成林,结屋数楹,杂村墟间,时一往游,遂自号竹村”。可见李煦在康熙三十二年春出任苏州织造之初,就种竹,爱竹,并自号竹村。
明清时期,在室名别号后面与“居士”、“山人”、“道人”、“主人”等称谓词连用,成为其另一个别号,司空见惯,几成时尚。如宫廷画家、苏州吴县人蒋懋德号竹村,又号竹村居士;而《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号芹溪,又号芹溪居士。李煦实也如是。
江苏巡抚宋荦在《竹村居士小照》这幅画上的四首题诗,收入他的《绵津山人诗集》、《西陂类稿》时,皆名《题李工部竹村小照四首》,“李工部”就是织造李煦,可以佐证李煦号竹村,又号竹村居士,《竹村居士小照》即《李煦行乐图》的像主就是李煦。
第二点,在为《竹村居士小照》题跋的12人中,曹寅的落款写明“戊寅休禊日奉题为莱嵩先生教粲”,诗中称“竹村应得写头衔”;尤侗题诗原注说“娄关外有渔村,莱公尝构别墅”,汪份题跋中亦称“竹村先生居吴既久”,这些都在实际上点明像主是莱嵩先生、竹村先生、莱公,即李煦。此外,朱彝尊在诗注中还提到“先生曩守明州”,明州是宁波的古称,把李煦曾经做过宁波知府都点出来了。
第三点,再看“写照”、“补图”的两个画家:周道、上睿确确实实是康熙年间以画肖像、山水名世的画家,而且都是苏州织造衙署所在地的苏州人,并与李煦、曹寅的友人多有交集,他们与李煦相识并交往过从,受邀或主动为李煦写照自是情理中事,有这种机缘和必然性。上睿的印章我查到有50多个,其中“目击道存”章与画上的“目击道存”落款章一模一样,不是假造的。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竹村居士小照》手卷确是真品,像主确是苏州织造李煦,无论画图还是题跋真迹,都具有重要的文物收藏价值和史料研究价值。
表妹嫁康熙?
江湖传言太离谱
现在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说康熙皇帝的密嫔王氏,是李煦的舅表妹,所以康熙对李煦特殊关切,实际上,这种说法是不妥的。两年多前,黄一农教授查见了苏州人沈汉宗撰写的《圣驾阅历河工兼巡南浙惠爱录》,其中记载了康熙三十八年南巡期间贵妃王氏在苏州寻找父母的情况,说是苏州东城王姓机户,有个女儿幼时德性兼优,后至京中,长成得入宫中,受到康熙皇帝宠幸,立为贵妃,生有二位王子。
康熙三十八年南巡,太后降香吴中,王氏陪侍同行,兼访父母消息。三月十四日到达苏州,住在织造府。十五日康熙特召巡抚宋荦进见,着令有司访查。十六日查着,遂率其父母前来见驾,令其父母与贵妃相见。太后闻知赐宴,并赐其父百金、母衣四袭,贵妃别有所赠,康熙着长洲县每年给银养赡。
经考证,此王姓贵妃就是贵人王氏,康熙五十七年封为密嫔。她是苏州王姓机户的女儿,不是李士桢内弟的女儿、李煦的表妹。
李煦的父亲李士桢,本姓姜,是山东昌邑人。明崇祯十五年十二月,清兵攻破山东兖州,在攻打昌邑时,将守城抗敌的姜士桢俘虏,带回了辽东沈阳;一说是收养,一说是皇太极钦赐,不管怎么说他是正式过继给了正白旗包衣佐领李西泉为养子,改姓李,归入旗籍,成了旗人。
顺治八年二月,正白旗收归皇帝自将,正白旗包衣也就归隶内务府,成为皇帝的家奴世仆。从此,李家成为内务府属正白旗旗鼓佐领下人,隶正白旗包衣汉军旗籍。内务府三旗包衣,即镶黄旗包衣、正黄旗包衣、正白旗包衣,等级分明。李煦的父亲李士桢不仅原是汉人,而且是被俘入旗、过继给李西泉之后,仍编在旗鼓佐领即包衣汉军佐领之下,李士桢一家是旗籍包衣汉人。
谈到李煦为什么能得到康熙的信任重用,有很多说法,我想最主要、最根本的是李煦对主子的忠诚和个人的才干官声。据李煦的幕僚李果记载,“圣祖察其忠纯,岁壬申,命视苏州织造”。就是说,康熙观察李煦忠诚纯正,才在康熙三十一年任命他出任苏州织造。至于李煦的才干官声,从青年到老年,都有史料记载,得到一致的好评。同时,李煦喜欢藏书,积有几万卷;善书法,有宋代书画家米友仁意;有时也挥笔为诗文,泠泠然有爽气。所以,康熙崇信、重用李煦跟他本人的才干分不开,不单是姻戚裙带关系。
无力补亏空?
人再能干也白搭
单从奏折上看,李煦也好,曹寅也好,对康熙让他们管盐政是那么高兴,感恩戴德。但实际上,李煦一开始就感到身陷茫茫债海,胆战心惊。这在新发现的李煦《虚白斋尺牍》中,有着具体而微的记载和体现。
康熙四十四年八九月间,李煦在第一次任两淮巡盐御史之前写给安徽巡抚刘光美的信中说,弟奉命巡视淮鹾,“既有一百七八十万之岁额在所当征,又有每年应还帑金十余万及带征十五万,完欠俱系考成,丝毫皆关国课,其所肩荷可谓极重。弟虽未经抵任,而中心忧惧。”
康熙四十七年春夏,李煦在二任盐差期间写给堂弟姜焯的信中诉说,“至于阿兄近状,拮据不堪,官欠、私债以数十万计,而且重大差使竟无虚日。茫茫大海,正不知何时得以全身到岸也。”
康熙五十四年春,李煦在《答侯方伯令郎》中表示,“惟是不佞亏欠钱粮数难指屈,所以盐差任满,仍复只手空拳,毫未补益。昨冬进京复命,自拟身家不保。仰荷天恩宽宥,得以稍假补苴,苟全性命。”
康熙五十五年春,李煦在向江西巡抚佟国勷借贷的信中说,去年户部尚书赵申乔参劾弟亏帑五十余万,“但弟于此项之外,尚欠三十余万,司农未奏,主上未知,而目檄严提,实无分毫可解;倘再为参劾,恐身家无以保全”。
康熙五十五年十一月李陈常两任盐差期满,李煦亏欠钱粮尚有二十八万八千余两未补,康熙再命李煦接任盐差以亲自赔补,李煦闻命后却一再向亲朋表示:“不佞再荷圣眷,复来两淮,肩司鹾之命,惧覆餗之讥,恐不能副足下梓里戚友冀望,如何!如何!”
由此可见,李煦于兼任两淮巡盐御史之初便“中心忧惧”,继则在茫茫债海中“不知何时得以全身到岸”,时有“身家不保”、“丧我身命”之虞。显然,《虚白斋尺牍》中的有关信函说明,康熙帝命曹寅、李煦轮任两淮盐差以补亏空,实则“两淮止此商力,多加派之余银,即亏额办之正课”,“名为补库,实仍亏欠”,给曹寅、李煦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经济负担,导致了曹李两家由盛而衰,走向败落。
康熙在两江总督噶礼“访查两淮亏欠库银情形折”上批示:“尔这奏的是。皇太子、诸阿哥用曹寅、李煦等银甚多,朕知之甚悉,曹寅、李煦亦没办法。现曹寅尚未到京城,俟到来后,其使库银亏欠与否之处,朕问毕再颁旨于尔。”既然皇太子、诸阿哥用曹寅、李煦等银甚多,也与南巡相关,银子用在了皇家身上,没有入曹寅、李煦的腰包,完全可以宽免,但康熙为了维护皇家颜面和免却“人心疑之”,既不追查,也不宽免,在为曹寅、李煦开脱的同时,加紧了催补亏空的步伐。
从康熙四十九年八月开始,一再提醒和警示曹寅、李煦:“风闻库帑亏空者甚多,却不知尔等作何法补完?留心,留心,留心,留心,留心!”“ 两淮情弊多端,亏空甚多,必要设法补完,任内无事方好,不可速(疏)忽。千万小心!小心!小心!小心!”“每闻两淮亏空甚是利害,尔等十分留心。后来被众人笑骂,遗罪子弟,都要想到方好。”康熙的这些朱批,已经不仅仅是“留心”、“小心”的提醒了,进而要曹寅、李煦想到“众人笑骂,遗罪子弟”了,可见问题的日趋严重。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康熙五十年三月初九日曹寅在《奏报两淮盐课余银始末折》中,向主子痛陈“日夜悚懼,恐成病废,急欲将钱粮清楚,脱离此地”,结果第二年七月就在“无资可赔,无产可变,身虽死而目未瞑”的“哀鸣”中病逝,留下了三十二万两亏空。
我们之前理解曹、李两家所以被抄家,多归结为雍正夺位,实际上从这些材料客观地看,就不是那么一回事。雍正是抄家不假,但康熙晚年倦勤,皇子互相斗争,吏治败坏了,国库也空了,雍正一登基,就必须做到“雍正改元,政治一新”,所以雍正元年惩治的官员就有几十个,不光是贪官,也包括庸官,占着位子不做事的庸官。我觉得我们客观地历史地来认识问题,可能使我们的认识更平实、接近历史真实一些。什么曹家是、皇八子党,什么秦可卿是太子的女儿,怎么可能呢?一个皇太子的女儿怎么弄到包衣家去了?我们研究历史问题,应该客观平实,注重证据,有学术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不宜由着性子瞎说,害己误人。
讲述人/张书才 文字整理/本报记者 王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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