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达（1332—1385年），字天德，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太平乡人。他出生于一个世代种田的农民家庭，小时曾和朱元璋一起放过牛。元朝末年，他目睹政治黑暗，民不聊生，慨然有“济世之志”（《明太祖实录》卷171）。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后，在郭子兴起义军中当小军官的朱元璋回乡招兵，他“仗剑往从”，从此开始了戎马倥偬的军事生涯。

　　 投奔朱元璋后，徐达不仅作战勇敢，而且“时时以王霸之略进”（李贽：《续藏书》卷3,《开国功臣徐公传》），协助朱元璋收编了定远的几支地主武装，攻占滁、和等地，被朱元璋授为镇抚，“位诸宿将上”。此时，朱元璋只不过是郭子兴手下的一名首领，“诸将多太祖等夷，莫肯为下”，而徐达与汤和等人则“奉约束甚谨”（《凤阳府志》卷18,《人物志》），帮助他逐步树立威信。不久，郭子兴与另一首领孙德崖发生冲突，拘捕了孙德崖，而孙之部众则扣留了朱元璋。徐达挺身而出，到孙德崖军中去做人质，换回朱元璋。直到郭子兴释放孙德崖后，他才被放出来。朱元璋因此对他非常感激，也更加信任。郭子兴病逝后，朱元璋执掌全军大权，挥师南渡长江，攻占采石、太平，谋攻集庆（今江苏南京），徐达“与常遇春皆冠军，而达独参与进止”（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8上，《徐达》），成为朱元璋最倚重的一员战将。此后，他统兵“廓江汉，清淮楚”，击灭陈友谅势力，升任总兵官、大将军；又“电扫西浙”，攻占平江（今江苏苏州），消灭张士诚势力；后受命为征虏大将军，率师北伐，“席卷中原”，克复大都（今北京），“声威所震，直达塞外”（《明太祖实录》卷171），完成了推翻元朝、统一北方的重任。

　　 徐达从小没有机会上学读书，但却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每逢带兵出征，常“延礼儒士，说古兵法”（同上）。归朝之日又经常“单车就舍，延礼儒生，谈论终日”（《明史》卷125,《徐达传》），因此熟知古代兵法。他还善于通过战争锻炼自己的军事才干，具有驾驭整个战争发展变化的能力和高超的指挥艺术，不仅作战勇敢，而且“尤长于谋略”（《明太祖实录》卷171）。如洪武元年攻占大都后，朱元璋令孙兴祖留守，徐达与常遇春攻取山西。北逃的元顺帝派部将扩廓帖木儿自太原北上，出雁门关，入居庸以攻北平。徐达闻讯，对诸将说：“扩廓远出，太原必虚。北平有孙都督在，足以御之。今乘敌不备，直捣太原，使进不得战，退无所守，所谓批亢捣虚者也。”（《明史》卷125,《徐达传》）于是引兵直趋太原，扩廓帖木儿急忙回师救援，结果遭到徐达的夜袭，败逃宁夏。

　　 徐达治军严明，不仅要求部下听从号令指挥，“令出不二”，而且严禁他们骚扰百姓，“有违令扰民，必戮以徇”（《明太祖实录》卷171）。他还注意优待俘虏，以分化瓦解敌人。凡是俘获敌军将士和间谍密探，他都“结以恩义，俾为己用”（《明史》卷125,《徐达传》）。所以他带兵出征，特别是在率军北伐过程中，经常出现“大军勘定者犹少，先声归命者更多”（《明史纪事本末》卷8,《北伐中原》）的局面。

　　 作为一名杰出的将领，徐达不仅具有优异的军事才能，而且具有许多优秀的品德。他严于律己，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在元末群雄并争之时，许多人一旦为将握兵，即“多取子女玉帛，非礼纵横”（吴宽：《平吴录》），过起穷奢极欲的生活。但徐达不贪女色，不图货利，攻占平江及大都之后，“封姑苏之府库，置胡宫之美人财货无所取，妇女无所爱”（《献征录》卷5,黄金：《魏国公徐公达》）。徐达平时在南京家住一所低湿狭小的房子，朱元璋几次想给他换一所较好的房子，他都推辞了，说：“天下未定，上方宵衣旰食，臣敢以家为计？”（《明太祖实录》卷171）出征之时，遇到军粮不足，士卒吃不饱饭，他不饮不食，不进营帐休息。士卒生病负伤，他前去探视慰问，给予医药治疗。“士无不感恩效死，以故所向克捷”（《明史》卷125,《徐达传》）。

　　 徐达“以智勇之资，负柱石之任”，为明王朝的开创立下了盖世之功。明朝建立后，被朱元璋授为太傅、中书右丞相，后封魏国公，并以其长女为燕王妃，次女为代王妃，三女为安王妃。尽管劳苦功高、地位显赫，但徐达依然谦虚处世，从不居功自傲。每次“功成而还，拜上印绶，待命于家，略无几微矜伐之色”（《明太祖实录》卷171）。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徐达能摆脱乡土观念的羁绊，不和同乡拉帮结派，没有卷进淮西集团的是非之争。淮西集团的骨干胡惟庸见徐达功劳大，威信高，“欲结好于达”，他根本不加理睬。胡惟庸又“赂达阍者福寿使图达”，福寿向徐达告发，徐达便不时提醒朱元璋：胡惟庸这种人不适合当丞相。后来，胡惟庸因谋反被杀，朱元璋想起徐达的话，“益重达”（《明史》卷125,《徐达传》）。

　　 尽管徐达对朱元璋忠心耿耿，恭慎有加，但仍然未能免除朱元璋对他的怀疑和猜忌。给事中陈汶辉在一个奏疏中曾提到“刘基、徐达之见猜”，说：“视萧何、韩信，其危疑相去几何哉？”（《明史》卷139,《李仕鲁传》）朱元璋在为徐达撰写的神道碑中，也承认自己曾因所谓“太阴数犯上将”的星象而“恶之”（《献征录》卷5,御制《徐公达神道碑》）。但是不管朱元璋如何猜忌，徐达毕竟在政治上忠诚不二，经济上不贪不占，生活上十分检点，没有任何把柄可抓，从而避免了“走狗烹”的厄运。流传极广的所谓朱元璋赐蒸鹅而害死徐达的说法，正如赵翼所说的是“传闻无稽之谈”，“其时功臣多不保全，如达、基之令终已属仅事”（《廿二史札记》卷31,《明史立传多存大体》），徐达和刘基是洪武朝少数得以获终天年的大臣。

　　 洪武十八年二月，徐达病逝，享年54岁。朱元璋追封他为中山王，赐谥“武宁”，赐葬于南京钟山之阴，并亲为之撰写神道碑，赞扬他“忠志无疵，昭明乎日月”。后复命“配享太庙，塑像祭于功臣庙，位皆第一”（黄金：《魏国公徐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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