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加坡经济奇迹”的缔造者，李光耀晚年回顾自己的执政经历时，也有不少遗憾，其中新加坡大龄女性的婚姻问题就让他颇伤脑筋甚至饱受指责。

　　随着新加坡经济的腾飞，涌现出大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女性，但由此也带来一系列对新加坡传统社会的冲击。1980年新加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报告显示：新加坡当时的大学毕业生中有一半左右是女性，其中近2/3都小姑独处，因为这批受过教育的女性找不到受过同等教育的男性愿意娶她们为妻。对于很多传统家庭而言，母亲也不希望学历不高的儿子娶个高学历媳妇过门，以免媳妇骑到自己头上。当时的数据还显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比受教育程度低的女性生育少，而且少得多，完成大专教育的妇女平均生育1.6个子女、完成初中和高中教育的妇女平均生育1.6个子女、完成小学教育的妇女平均生育2.3个子女、没上过学的妇女平均生育4.4个子女。

　　这种局面让李光耀感到担忧。他主张“人才是新加坡的第一战略资源”，而“一个人性格习性的塑造，近80%是先天遗传的，大约20%则取决于后天的栽培。”从这一优生论出发，李光耀认为高智商的夫妇更有机会生育出聪明的孩子，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不仅应当要结婚，还应该多生育。1983年8月，李光耀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出人意料地表示：“新加坡的男性大学毕业生若要他们的下一代有所作为，就不应该愚昧地坚持选择教育程度和天资较低的女性为妻。”这次后来被称为“婚嫁大辩论”的讲话引起了极大回响，批评者纷纷指责他的“人口优生论”和精英主义。就连执政党的选票也受到影响，在1983年李光耀高调介入大龄女性婚姻和男女婚恋问题后，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在次年的选举中得票率一度下降了12%。

　　但李光耀面对外界批评不为所动。1984年，新加坡政府颁布新的生育政策，其中包括鼓励受过高等教育的育龄夫妇生育三个以上子女，对文化水平低的夫妇则控制生育。为鼓励高学历男女成家，新加坡政府甚至规定生育第三个孩子的有大学毕业生身份的母亲，可以为自己的子女自由择校。但令李光耀始料不及的是，连大学毕业的母亲也提出，甚至不愿接受这种优先权。由于这份特权使女性大学毕业生感到尴尬，李光耀最终决定取消该政策。但他希望高学历女性早点成家、多多生育的迫切心情，可见一斑。

　　李光耀影响下的新加坡政府一直坚定执行着鼓励大龄女性成家的政策。住房也成为新加坡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杠杆，当时规定单身男女必须在35岁以上才可以购买组屋，摆明了告诉大家，不早点成家连房子都难以早些有。为鼓励女性结婚早生育，政府还规定三代同堂的大家庭可以优先解决住房问题。此外，新加坡政府还成立了官方红娘组织社交发展署（SDU）和社交俱乐部（SDS）。这两个组织根据未婚男女是否拥有大学学历，分别帮助有高学历女性和没有高学历的女性征婚，以避免高学历女性群体征婚时处于劣势。

　　多种宣传方法与政策引导的结果，确实对于单身大龄女性的减少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仍然未能根本上扭转这一问题。而且有的措施还受到了调侃，比如官方红娘组织社交发展署（SDU）就被人调侃为“Single，Desperate，Ugly！”意思是“依然单身、痛苦绝望、其貌不扬”的代名词。还有些新加坡年轻人也开始对李光耀用如此强势家长作风来干涉私人婚嫁问题相当不满。

　　1990年卸任新加坡总理时，李光耀曾感慨自己没有很好地解决大龄女性的婚姻问题。他坚持认为，日本妇女较早成家并回归家庭是“理想的出路”，而且“这种方法事实上看，并没有影响到日本的经济”。1995年，李光耀再次感慨地说，如果能预料到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面对如此严重的出嫁难问题，自己应该尝试更缓慢地向女性开放教育系统，免得毕业后单身大龄女性扎堆。

　　有人认为，李光耀的女儿李玮玲至今未婚，她的婚姻问题也是李光耀对大龄女性婚姻耿耿于怀的原因。她堪称出身名门又自身优秀，但却选择单身。不过李玮玲本人很释然，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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