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

　　作者：雪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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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人玩政治，利润极高，这是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史不断证明了的。

　　 在极其擅长“装”的中国历史上，似乎只有吕不韦一人对政商关系的利益驱动直言不讳。《战国策》曾经记载了吕不韦与他父亲的对话。吕不韦问：“耕田之利几倍？”吕父回答：“十倍。”又问：“珠玉之赢几倍？”答：“百倍。”再问：“立国之赢几倍？”答：“无数。”吕不韦告诉父亲：“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

　　 这段对话，发生在吕不韦到邯郸经商，遇到秦国留在赵国的人质“异人”（又名“子楚”，即后来的秦庄襄王）之后。另据《史记》记载，他遇到子楚的第一感觉，是“此奇货可居”。这是“奇货可居”这个成语的来源。

　　 商人吕不韦的确敏锐地看到了商机：对子楚这件“奇货”进行投资，可以撬动盈利“无数”的“立国”生意。日后，他也的确从这桩生意中收获了巨大的利益。

　　 商人玩政治，最成功的是两人：除了战国时的吕不韦之外，就是西汉时的桑弘羊，两人都混到了总理级别，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实际上把持朝政，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此后中国历史的进程发挥了巨大的影响。

　　 不过，在高收益的背后，也有着高风险。这两人下场都极为悲惨：吕不韦因担心秦王嬴政加害而喝了毒酒自杀，全家被流放；桑弘羊则更惨，被“烹”而死，全族被灭。

　　 唐代的柳宗元在《招海贾文》中，曾对包括吕不韦和桑弘羊在内的四位著名商人的命运有所点评，常为后人所引用：“胶鬲得圣捐盐鱼，范子去相安陶朱。吕氏行贾南面孤，弘羊心计登谋谟。”

　　 这四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跨越政商两界。

　　 胶鬲是商朝末年的贤臣，“遭纣之乱，隐遁为商，文王于鬻贩鱼盐之中得其人，举之以为臣也。”（《孟子注疏》），因此，孟子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孟子·告子下》）。他与后世的范蠡一样，从政时都是贤臣、功臣，经商主要是为了全身远害。区别则在于胶鬲的经商似乎仅仅是谋生而已，不如范蠡那样声势浩大，成为商界典范甚至后世的财神；胶鬲后来再度进入官场，为周文王效力，范蠡则终生不再入仕。此二人，在柳宗元看来，是处理政商关系得当，因此得以善终的典范。

　　 吕不韦、桑弘羊，则与胶鬲、范蠡不同：吕、桑二人，都是商贾出身，而后入仕，最终，两人都死于政治。

　　 四人对比，但凡不断远离体制、弃“政”从“商”的，似乎更能得以善终；但凡不断贴近体制、弃“商”从“政”、甚至以“商”从“政”的，似乎更易自蹈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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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不韦看中子楚“奇货可居”之后，开始运作这桩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政治生意”。他迅速获得了子楚的信任，他的经营思路很简单：协助子楚返回秦国，争夺秦国的王位。子楚则承诺，成功后对半分成：“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

　　 在这一过程中，吕不韦作为天使投资者，承担了子楚的所有运作经费及生活费用。甚至，根据司马迁的描述，吕不韦还将已经有了身孕的姬妾送给子楚，生下一子，取名为“政”，据说这就是日后的秦始皇嬴政。

　　 两人的生意进展顺利，子楚迅速完成了人质回国、重回体制、立为太子、即位为王的IPO全过程，是为庄襄王。庄襄王元年，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雒阳十万户。庄襄王即位三年后去世，太子嬴政——按司马迁说法就是吕不韦的亲生子，即位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家僮万人。至此，吕氏完成了第二轮IPO，“立国”生意达到顶峰。

　　 与吕不韦主动贴近政治、要做“立国”生意不同，桑弘羊的从政则是别无选择的“童子功”：作为商人之子，他在13岁的时候，因心算能力，而被选入政府担任“侍中”，成为日后汉武帝的亲近之人。史料没有过多谈及桑家的境况，但毫无疑问，“商人”与其说是桑弘羊的职业，不如说是他的家庭背景。从13岁进入体制，直到73岁被杀，60年来桑弘羊实际上一直都在体制内，并没有当过一天的“商人”，依靠对官俸及赏赐收入进行有效经营而致富，他在晚年的自述中曾说：“余结发束修，年十三，幸得宿卫，给事辇毂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获禄受赐，六十有余年矣。车马衣服之用，妻子仆养之费，俭节以居之。俸禄赏赐，一一筹策之，积浸以致富成业。”（《盐铁论·贫富》）

　　 桑弘羊能进入体制，最初就是因为其心算能力（“心计”），其后能飞黄腾达，则是因为其在经济管理（“言利”）方面的才华。从30多岁与山东大盐商东郭咸阳、南阳冶铁商孔仅一起，被汉武帝任用参与经济改革开始，桑弘羊在体制中的地位不断攀升，从最初的“侍中”，到“大农丞”“治粟都尉”“左庶长”“御史大夫”，到最后的托孤大臣，权倾朝野、位极人臣，成为商人（或商人子弟）从政的典范，与吕不韦的确堪有一比。

　　 汉武帝的不朽武功，与桑弘羊为其操盘运作的经济改革密不可分。

　　 汉初国力衰微，面对来自匈奴的千年威胁，只能忍气吞声、韬光养晦，但匈奴问题不解决，国防危机终归难以缓解，中华帝国终归将生活在不确定的恐惧之中。到汉武帝即位之后，“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史记·平准书》经济积累已经到了相当的程度，史称“文景之治”，解决国防困境也就自然摆到了议事日程之上。

　　 汉武帝一改先人韬光养晦的做法，主动出击，但战争的消耗巨大，光靠国库老本并非长久之计，“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而此时，数十年安居乐业也造成民间的拜金主义，以及对国家大事的漠然，“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史记·平准书》）。

　　 正是在此背景下，桑弘羊所参与的汉武帝经济改革出台了。这场改革的诸多举措，其核心内容可以一言以蔽之：“国进民退”，或者确切地说“国进商退”，与此前“文景之治”藏富于民、休养生息不同，这场改革则要求发挥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决心性作用，加强财政汲取能力，并且毫不忌讳对商人阶层进行、剥夺。

　　 桑弘羊等人的改革措施，主要是：

　　 推行盐铁酒专卖。盐铁专卖是早在管仲时期就大力推动的，在汉武帝改革中，盐铁专卖最初由孔仅、东郭咸阳主导，下派负责各地具体运作的多是商人，出现了严重的权力寻租及质量问题。在桑弘羊接手之后，以官易商，大力整顿，推行统购统销，成效显著。桑弘羊后来总结认为：“今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

　　 推行均输、平准。所谓“均输”，就是各地上交中央的贡品，不必非要到处采购贡品——因为中央所摊派的贡品，未必各地都有出产。而是按照贡品在当地的市价，另折合成当地出产的产品缴纳，而后由“均输官”（后多由“盐铁官”兼任）统一调运、出售获利。所谓“平准”，则是国家通过对大宗商品的储备进行调整，从而对这些商品的价格进行调控，防止物价过低或者过高。

　　 进行币值改革。将各郡国铸钱的权力统一收归中央，统一管理铸币原料，统一货币质量标准，大大提升了货币的公信力，稳定了币值及物价。

　　 实行算缗、告缗。所谓“算缗”，就是凡工商业者必须缴纳财产税，每二缗抽取一算（10%），小工商业者可以减半抽税。而所谓“告缗”，则是对不如实呈报财产的人，鼓励告发，告发属实的，被告发者财产充公，而告发者则可获得财产的一半作为奖赏。

　　 这几项政策，大大地加强了汉武帝时期的政府财政收入，得以应对数额惊人的国防开支及其他开支。毫无疑问，在这些措施的背后，桑弘羊等人的商人背景令他们能更为清晰地看到问题的症结，抓住财富的七寸。历史证明，中国历朝经济改革，虽然都是在政府干预经济上大做文章，但是成效却多有不同。凡是改革者有着经商阅历的，比如管仲、桑弘羊，改革本身似乎更接近其目标；反之，过程中的变形走样就多，改革成效折扣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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