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与洋人对自己的祖先当过海盗这件事，态度截然不同。

　　 北欧人的祖宗是当年驰名海上的江洋大盗，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瑞典、丹麦的博物馆中，都客观展示出自己祖先当年当海盗的雄姿，挪威甚至还有海盗博物馆。这些国家的人有时会说到自己的先人是海盗，说这话时，没有一点不好意思，反而还有几分得意与自豪。

　　 国人就不同了。与朋友闲聊，我讲到商帮与海盗的关系，总有年长的朋友告诫我，在公开场合讲商帮时，一定要避开这一点。有一次我在福建讲闽商是亦盗亦商，下来就有几个年轻人责难我。在徽州，王直的墓都被愤青破坏了，更不能把他包括在徽州人引以为豪的徽商之中。甚至主流媒体亦持这种态度。陆地上造反抢劫的盗贼，古时称为绿林好汉，今天叫作农民起义。但若跑到海上，古今都称为海盗。在正统的中国史里，对国人当海盗一事，一直隐而不传，雪珥先生的《大国海盗：浪尖上的中华先锋》偏偏要拿这一段历史说事。作为研究中国商帮的票友，我通过这本书，对商帮有了更多了解。

　　 徽商在中国十大商帮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号称第二商帮（仅次于晋商）。平时我们提到徽商，都说他们的四大产业是木材、茶叶、盐业和典当业，其中以盐业为主。其实，徽商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产业，这就是对外贸易。政府允许对外贸易时，这是一个正经的行业；政府不允许时，就变成了走私。政府用武力走私活动，走私的商人奋起反抗，就被称为盗。明代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于是从事海上贸易的徽商就成了海盗。这些海盗中，最著名的是王直集团。中国人不忌恨陆上的盗，而忌恨海上的盗，所以谈起徽商，是从来不把王直及其外贸活动包括在内的。

　　 王直是徽州歙县人，又名汪直，因为自知做海盗会连累家族，故而改名王直。他在与日本的贸易中致富，并加入了以许栋为首的海盗集团。当年浙江沿海的双屿岛成了对外贸易中心，其地位有如今天的上海。明政府用武力消灭了许栋以后，王直率部下数千人在日本长崎的五岛列岛建立了根据地，势力之大，到了自称“净海王”（后改称“徽王”）的地步。他们向明政府叫板，公开从事走私活动——当然，从商与为盗是兼而有之的。在他们的指挥下，日本浪人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烧杀抢掠，被称为“倭寇”。然而，王直的本意是从商而不是为寇，所以，他有意受招安，当一个本分的商人。他的徽州绩溪同乡胡宗宪对他实施了招安，但在他受招安以后，朝廷又背信弃义地杀了他。这不仅没有消除倭寇，反而使之蔓延开来，为祸更烈。高阳的历史小说《徐老虎与白寡妇》正是以这一段历史为背景的。

　　 与海盗关系更密切的，是闽商，因为闽商的主体就是以郑芝龙为首的海盗集团，闽商的基本特征是亦盗亦商。

　　 郑芝龙是福建泉州南安石井乡人，十七岁左右的时候投奔在澳门经商的舅舅黄程，来往于澳门、日本、吕宋等地。他不仅因此开拓了眼界，而且学会了葡萄牙、荷兰等国的语言，经商时兼做翻译。不久，有机会搭乘大海盗李旦的船为舅舅押送货物到日本平户，遂认识了在平户经商的李旦，并加入了李旦的海盗集团。郑芝龙在平户与日本女子田川氏结婚，生下儿子郑成功。这时，李旦集团分成了三支：以李旦为首的日本大本营，以另一头目颜思齐为首的台湾集团，以及以许心素为首的福建本土集团。

　　 1625年，李旦去世后，其子李国继续主持日本事务。不久颜思齐去世，郑芝龙掌控了台湾分支，进而消灭了许心素集团，在福建安平（晋江安海镇）建立了大本营。1628年，郑芝龙接受了明政府的招安，并利用官军的势力消灭了李魁奇、杨六杨七兄弟、诸彩老、钟斌等海盗集团，军队达万余人，战舰有千余艘。他们建立了以仁义礼智信为名的五大流通体系，管辖内陆各地的流通渠道，又建立了以金木水火土为名的五支船队，航行于东西各洋。他们颁发实为保险单的“令旗”，每年收入高达四百万两黄金，还垄断了对台贸易，控制了定价权，威胁到荷兰人的利益。1633年，荷兰人偷袭厦门，向郑芝龙进攻，并得到了郑芝龙的对头刘香海盗集团的帮助。郑芝龙靠官兵的支持击败荷兰人，并消灭了刘香集团。自此，郑芝龙垄断了东西两洋的海上贸易。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闽商的主体。郑芝龙集团还为明政府守卫南疆，被称为“南海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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