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鼎立时，东吴孙权遣吕蒙诸将袭取荆州，关羽父子兵败被杀，蜀汉遭到重创。这是历史进程中的一大转折。史学家对此问题作深入研究者不多，也有人认为关羽没有认真执行诸葛亮的“联孙拒曹”战略，把主要责任都推到关羽身上。我也曾有过类似看法，现在再次研读《三国志》，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再说，我也曾怀疑诸葛亮也许对“联孙拒曹”战略有过改变，现在仔细考察，怀疑也缺乏事实根据，不能成立。

　　 一

　　 刘备屯兵新野时，考虑到手下缺少为之出谋献策之智囊，希望把徐庶招纳帐下，徐庶推荐了诸葛亮。刘备至南阳隆中拜访，第三次才相晤。诸葛亮对当时形势作了全面分析，并提出应对计谋，刘备听了，心悦诚服，从此就重用诸葛亮。用刘备自己的话来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可见其亲密之程度，已须臾不可分离矣。

　　 诸葛亮之主要论点，《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颇详。后世文史论著把这次谈话内容单列成篇，题为《隆中对》。共两个部分，彼此之间有密切联系。一为“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简言之，就是只能联孙。一为“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简言之，不仅联孙可以拒曹，而且可以灭曹。

　　 因为都是对未来局势的预料，这一战略有几处相当含糊：“若跨有荆、益”，未能明确用何种方式“跨有”，亦即“占有”。似乎诸葛亮也有一旦占有“荆、益”，即不松手之意。再说，对孙权，“可以为援而不可图”在先，“外结好孙权”在后，一再强调了“联孙”。但是随后就认为“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再没有提到如何解决孙权的存在问题。可以看出，诸葛亮虽然如此强调“联孙”，实际上对孙权仍旧有一定程度的藐视。

　　 主张“联孙拒曹”的诸葛亮尚且在一定程度上藐视孙权，刘备、关羽等人藐视孙权的程度则有过之无不及。所以发生这种情况，自有其原因，孙权自知既无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条件，又无刘备“中山靖王之后”的政治资本，于是采取低姿态以自保，有时不惜委曲求全。正因为孙权确实没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刘备、关羽诸人由此放松了对孙权的提防。

　　 当然，刘备的“联孙拒曹”有过良好的开端。那是刘备被曹操的大军追迫得十分狼狈时，到了夏口。“遣诸葛亮自结与孙权”。孙权也感到为难，张昭等人力主迎曹操，较年轻将领认为迎曹操无异自取灭亡，主张坚决抵抗。于是孙权“与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刘备与孙权“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这就是以少胜多，从而确立了三国鼎立的基础的赤壁之战。

　　 赤壁之战，刘备、孙权都是受益者，但是无论从人力物力或其他方面的条件来说主要是依靠孙权的实力，刘备所作的贡献微乎其微，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而鲁肃诸人也从大局出发，主张与刘备保持良好关系，所以孙权开始向刘备大幅度倾斜。

　　 刘备原无安身立命之地，赤壁战后，孙权以周瑜为南郡太守，此时刘备就从周瑜所辖南郡属下获得了用以安顿将领家属与军旅的一大片土地。《江表传》说得最具体：

　　 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备，备别立营于油江口，改名公安。

　　 刘备觉得地盘仍旧嫌局促，于是“〔复〕从权借荆州数郡”。是否刘备从孙权处借得？是个疑问。因为《三国志·诸葛亮传》说：“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邺。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似乎刘备攻占“数郡”之后，孙权默认这些地方属于刘备势力范围而已。《关羽传》也说：“收江南诸郡”，如出一辙。那么又何以此事被说成是借荆州呢？仍旧可以从“（复）从权借荆州数郡”找到根据，“零陵、桂阳、长沙三郡”都属于荆州是毫无疑义的了。

　　 刘备让诸葛亮去“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可见刘备、诸葛亮对这三郡的重视程度，后来一直拖延、推诿，不肯归还给孙权，原因在此。

　　 应该说陈寿所著《三国志》，就史胆、史识而言，不愧为佳作，而在地名使用上仍欠统一，不够规范。《吴主传》又有“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之说，此荆州又不包括长沙、桂阳了。

　　 无论在地名上有何混乱之处，有一点是明确的，刘备、诸葛亮决心把已取得的诸郡作为进攻益州的根据地，所以用全力经营，非万不得已决不归还。

　　 事态发展到这一步，本来已告一段落，就孙权而言，可以说对刘备已仁至义尽，不仅主动腾出油江口（公安）给刘备，刘备再要求占有长沙等三郡，也满足了刘备。此时彼此之间应该亲密无间，十分和谐地相处了。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孙权居然又进一步对刘备“进妹固好”。“固好”者，要把双方亲密无间的形势保持下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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