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殷代的职官，甲骨文中是有记载的，但是相当零碎，比较系统的是《尚书・酒诰》的材料。《酒诰》载周公述殷代的官制说： 

　　越在外服，候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君）。

　　内服、外服，是以王朝为基准来区分。服是服役之意。内服是指王朝官吏，在王朝内服役。外服是指侯、甸、男、卫邦伯，是在王朝外服役。所有的内服、外服，都为大奴隶主――殷王服役。侯、甸、男、卫就是四种指定服役制。每服都存在有许多氏族、家族，或村社，和它的氏族长、家长、或村社推举的村长（里君）。这些氏族、家族和村社，都由它的氏族长、家长或村长统率着在王朝外服役。 

　　但是殷的官制毕竟简单，等级不太明显，这从官名的本身可以看出来。例如：僚就是衙门，尹就是官长，亚是次官，服是事务官。殷王朝内只有许多大小衙门（僚）的正长官（尹）、次长官（亚）、事务官（服），并没有更多更严密的等级。宗工、里君、百姓都是代大奴隶主主管百工的、村社的、氏族的长官。宗工是主百工的。百姓，《国语・楚语》云：“王公之子弟之质，能言能听彻其官……是为百姓”。郑康成注《尚书》云：“百姓，群臣之父子兄弟”，这与《楚语》的说法，还是一致的。百姓和里君在《尚书》和金文中都是两个对举的名称。古代世官，群臣父子兄弟，或王公之子弟，就是与王同部族，或为王之姻族。殷代一个大部族有一百二十个氏族，举其成数言，则称百姓。《周礼・遂人》：“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一里二十五家，里君就是统率二十五家的官长。《尚书・盘庚》说的“百姓”“万民”，是两种身分不同的人，“万民”也就是《君�]篇》说的“王人”。管理百姓的氏族长也称百姓，管理万民的是里君。即是说，百姓是指的氏族长，是统率家族百姓的官长；里君，是统率村社的“方里而井”的君长。等到周王朝征服殷部族以后，殷部族降为庶民，而周部族上升为百姓，仍然是两种身分的人。金文《令簋》以“诸尹、里君”并举，《史颂簋》以“里君、百姓”并称，《黻簋》有“成周里人”之辞，参互求之，百姓属于周部落，诸尹就是统率百姓的官长。“成周里人”是被征服的殷顽民，里君就是统率里人的君长。百姓居于六乡，里人居于六遂及六乡六遂的余地。六遂由王朝直接统治，仍以百家为单位，故《周礼・遂人》有“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的编制，分百家为四里，仍保存了里的名称。六乡六遂的余地，仍按“方里而井”的编制。百姓与里人依然是两种不同身份的人，统治者对不同身份的人，就适用不同的编制。以上是说的内服的情况。 

　　至于外服侯、甸、男、卫四服制的情况，可以简单的叙述如下：

　　侯、甸、男、卫四种服役制度，一直到周初都还存在。《召诰》云：“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卫邦伯”。《康王之诰》云：“王若曰，庶邦侯田男卫”。《逸周书》孔晁注云：“侯，为王者斥侯也”；“甸，田也，治田入谷也”；“男，任也，任王事”；“卫，为王捍卫也”。这是外服，也就是四种指定服役制。侯、卫两服是服兵役的，甸是生产的，男是服劳役的，这与周代的封建等级制是根本不同的。《禹贡》所说的五服，《周礼》所说的九服，都是依据这四种服役制而加以改编的。《周礼・职方》贾公彦疏和孔晁注也是一致的。《国语・周语》说：“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这是以后来的观念改变过去的原意的，已经不是本来的意思了。因之，《禹贡》说：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这与《周语》说的大体相同。总之，所谓绥服、要服、荒服，都是没有服役的意义，这是封建时代已经不能认识服的涵义了。甸，也叫畿，是生产、界限之意。男作任解，古男、任是同音字，又与南通。如《左传》云“郑伯男也”，《周语》作“郑伯南也”，《礼记・明堂位》云“任，南夷之乐也”，这都是古代男、南、任三字通用之证。所以，男任也有南方之意。而殷代的男服，就是居于殷王畿以南低地区的一些村社。春秋时代称男爵的诸侯：如姜姓的许男，风姓的宿男和任姓的薛国、风姓的任国，可能都是殷代的男服。《周礼・职方》云：“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因而有男、采、镇、夷等九服，这是不知道服的原意而弄错了的。总之，侯、甸、男、卫是指定服役制，是指定专服某役，这是奴隶制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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