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商代的虎方，史籍缺如。十九世纪末，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和成功释读，为研究殷商史提供了大批“实录”性的史料，揭开了殷商史研究的新局面。甲骨学家从甲骨文中考定出虎方，并结合有关文献记载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虎方的地望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归纳起来主要有二种意见，即淮水上游说［（１）］和汉南荆楚故地说［（２）］。１９８９年，江西新干县大洋洲商墓出土了４８０多件铸造精美的青铜器，具有浓厚地方特色，这批青铜器上的虎形象特别引人注目，人们据此提出赣鄱地区虎方说［（３）］，与传统的淮水上游说、汉南说相悖。这样，虎方的地望，因所依据的材料不同而得出了三种绝然不同的结论，孰是孰非，虎方究竟分布在何处？虎方的文化面貌如何？虎方与商王朝的关系又怎样？这一系列问题，都很有提出来探讨的必要。　　　　　　　　　

　　一、虎方地望 

　　甲骨文是商王室的“档案”，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遗憾的是，甲骨文记事以王室活动为中心，是为王室活动而举行的占卜记录，只有其中的战争类卜辞才涉及到以王室以外的事，在文献不足征的情况下，弥足珍贵。甲骨文中作为国族名称的虎，有虎侯和虎方二种记录，虎侯是商王的近臣，其领地在王畿之内的庸，商王也时常到虎地视察，虎方则是商王朝以外的方国［（４）］。

　　关于虎方，只有一条卜辞（见于《甲骨文合集》６６６７）：

　　贞，令望乘暨举途虎方，十一月。　　　　　　　　　　　　　　　 
　　□举其途虎方，告于大甲，十一月。　　　　　　　　　　　　　　　 
　　□举其途虎方，告于丁，十一月。　　　　　　　　　　　　　　　 
　　□举其途虎方，告于祖乙，十一月。　　　　　　　　　　　　　　　  

　　“途”有“征伐”义［（５）］，举、望为族名，这条卜辞的大意是商王为了征伐虎方，卜问是向先祖大甲还是祖丁、祖甲举行告祭才能得到保ｙòｕ＠①，取得胜利。大甲、祖丁、祖甲都是商王朝的名君，被视为战神［（６）］，商王因战事向他们举行告祭，仅见于征伐＠②方、土方等少数劲敌，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虎方也很强大，商王对此很慎重，而且，卜辞中伐虎方仅此一条，也许商王武丁此次伐虎方之役被打败，以后的商王不敢贸然行事，这正是甲骨文中伐虎方之事少见的原因所在。

　　在商代，王师只有右、中、左三军，遇有重大军事行动，一般是以王师为骨干，辅以用兵地附近的氏族军，因而参加伐虎方之役的举、望二个氏族的地望便成了我们推定虎方地望的关键。举是居住于湖北汉水支流举水流域的一个氏族［（７）］，望则位于亳南淮阴间，即今淮水上游北岸［（８）］，虎方必定在附近不远的地方。

　　在商汤时期，进行了一系列对外征服战争，取得了一定胜利“（汉南）四十国归之”［（９）］，石门皂市――盘龙城早商文化与郑州二里冈期早商文化的一致性与此正好相印证。至武丁时期，商王朝势力达于极盛，东征西讨，又一次大规模南讨，征服了汉南地区的曾国等方国［（１０）］，战果辉煌，史载：“达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１１）］为了巩固胜利成果，商王武丁率兵亲临盘龙城，立南使，加强南戍的力量，以震慑南邦方［（１２）］，也就是说，汉南地区在武丁时期属于商王朝的政治版图，把没有被臣服的虎方定在这里于理未安。淮水上游属于正统商文化区域［（１３）］，虎方也不可能在此，那么，虎方必定要到举水、淮水以南的地方去寻找。　　　　　　　　　　　　　　　 

　　如果我们顺着李学勤先生的思路，把目光从石门――盘龙城一线移向汉南以南的江南地区，会有新的发现。在鄱阳湖、洞庭湖西湖区域的古三苗文化至商代发展成吴城类型和费家河类型商文化，这两种类型商文化有许多共同点：

　　第一，普遍流行退化型有段石锛、马鞍形陶刀作生产工具，盛行几何形印纹硬陶，流通青铜斧币［（１４）］，以大型青铜铙、ｂó＠④为打击乐器［（１５）］，这些都是中原商文化所没有的文化现象。

　　第二，青铜器型体硕大，造型多取动物形体，如衡阳出土的牛尊［（１６）］、湘潭出土的豕尊［（１７）］、醴陵出土的象尊等［（１８）］，这些肖形器运用写实手法，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显得清新活泼，别具一格。虎形象作为装饰艺术母题更是本地区特有的装饰题材，醴陵出土的象尊的鼻、身躯、四足上饰有１３只老虎［（１９）］，衡阳出土的牛尊盖纽作立虎形［（２０）］，宁乡老粮仓北峰滩出土的一件兽面纹大铙，器内有四只伏虎［（２１）］，江西新干和吴城先后出土了４件卧虎耳方鼎和８件卧虎耳圆腹鼎［（２２）］，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圆腹鼎的扁足和曲内戈的内亦作变体虎形，大洋洲还出土了一件伏鸟双尾虎，腹底有联、中空，两耳高耸，作半卧欲起势，张口咧嘴，凸目粗眉，背脊突出，上伏一短尾鸟，尖喙圆睛，双尾后垂，这些器物上的虎形象多作行走状，以圆雕或高浮雕的形式出现，带有明显的写实倾向，与中原地区以“饕餮”形式出现的富有夸张意味的虎形象明显不同。

　　第三，这两个类型商文化均带有浓厚的中原商文化因素，又具有鲜明的地方土著特色，是一支自成系统的南土土著青铜文化，而且中原因素和地方特色所占的比例在地理分布上又有差别，愈往北，中原因素愈浓，愈往南，土著特色愈明显，这一特征与虎方既与商王朝有接触，又没有被臣服的事实正好相符。由此看来，把虎方的地望定在长江以南、南岭以北、鄱阳湖――赣江流域以西、洞庭湖――湘江流域以东的古三苗聚居地区比较公允［（２３）］，吴城文化和费家河类型商文化便是虎方的考古学文化。

　　二、虎方文化面貌　　　　　　　　　　　　　　　  

　　雄踞鄱阳湖以西、洞庭湖以东的强大的虎方建立了国家政权，筑起了土城（樟树吴城）、创造了文字，是一个强大的政治集团，以长江为天然屏障，阻止了商人的南进，使得本地区的商代文化自成系统、独立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南土青铜文化。下面我们分别从城市、陶器、青铜器和文字四个方面简要描述商代虎方的青铜文化。 

　　１、国家和文明的出现在考古学方面的标志就是城市的产生，学术界目前都把这种意义上的城市理解为夏、商、周时期的邑，即“初期城市”，吴城文化已出现这种邑。樟树吴城位于赣江支流萧江南岸的台地上，深居赣鄱平原腹地。赣江经此向北注入鄱阳湖，汇入长江，袁水与赣江亦在此汇流，如果把赣鄱平原比喻为一个“斗”型的向北开口的盆地，吴城正处于向南通道的斗口，故而成为古代南北交通的要道，水陆交通极为便利，是建立中心都邑的理想环境。赣鄱平原地势平坦、水网密布，气候温热，雨量充沛，土地肥沃，农业发达，早在新石器期时代就形成了“樊城堆”类型文化，吴城附近有二十余处新石器晚时期的遗址，这说明这里聚落集中，人口稠密，为初期城市的形成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进入商代晚期（即吴城Ⅱ期），这里筑起了土城，经勘测，土城面积６１万平方米，城内分为居住区、制陶区、冶铜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内发现了一个露天祭祀广场，祭祀广场与居住区之间有一条由鹅卵石和碎陶片铺成的大道。大道两侧有柱洞，说明当年这条大道上有遮挡风雨阳光的棚子［（２４）］，从而告诉我们，走在上面的人是有身份、有地位的统治者，表明这里已出现了阶级分化，产生了国家政权。吴城文化的统治者在此建城的同时，还在赣江（护城河）［（２５）］东岸的新干大洋洲立了三个社，１９８９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其中一个，出土了一千多件当年立社时所瘗埋的祭器［（２６）］。　　　　　　　　　　　　
　　商代的居民选择吴城作为城邑，是经过精心选择的，符合“择天下之中而立国”［（２７）］的原则。吴城可以通过萧江与赣江――鄱阳湖水系的广大地区勾通，还可以通过赣江支流袁水或长江与洞庭湖平原发生联系，各地的物产通过发达的水网运抵城邑，王命也可以通过水运快速地传达至每一个乡邑，这种地理条件使得吴城发展成为虎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２、商代的虎方，是我国印纹陶的重要制造区域之一。新石器晚期产生的印纹陶至商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印纹陶在陶器中占的比例不断提高，以吴城遗址为例，在商代早期晚段、中期、晚期软陶与硬陶的比例分别为７９．６５％∶２０．３５％、７７．７％∶２２．３％、５８．５％∶４１．５％，印纹纹样不断增加，从早期的十几种增至三、四十种之多［（２８）］。 

　　由于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的差异，吴城类型和费家河类型的陶器在陶色、陶质上有一定差异。费家河类型的陶器有夹砂红陶、夹砂灰陶、夹砂黑陶和泥质红陶以及几何形印纹硬陶、原始瓷，以红陶为主，印纹硬陶也占有很大比重，印纹纹样主要有绳纹、方格纹、水波纹、弦纹、堆纹、划纹、乳丁纹等；吴城类型的陶器有夹砂灰色软陶、夹砂红色软陶、印纹硬陶等，以灰陶为主，印纹硬陶也很发达，纹样主要有绳纹、方格纹、蓝纹、圆圈纹、圈点纹、云雷纹、Ｓ形纹等三、四十种之多［（２９）］。

　　陶器的器型明显可分为仿中原式和地方式两组，第一组主要有大口缸、大口尊、假腹豆等；第二组主要有模制马鞍形陶刀、釜形鼎、折腹盆、小口折肩罐等。陶器的组合以罐、豆为中心，或加马鞍形陶也、陶纺轮，这种组合方式与中原地区通行的鬲盆为中心的组合判然有别［（３０）］，带有明显的个性。 

　　３、青铜器是文明的三大要素之一，也是研究三代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商代的虎方已进入青铜时代，下面将从矿冶、铸器等四个方面剖析虎方的青铜文化。　　　　　　　　　　　　　　　 

　　采矿与冶铸。虎方辖区是我国重要的产铜区，新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已在湖北大冶铜绿山、阳新港下、江西瑞昌铜岭［（３１）］等地发现了商周时期的采铜遗存，尤其是瑞昌铜岭的Ｊ［，１１］号矿井，年代早到商代中期，其掘进过程为：先用露采法开挖井口露天槽坑，于坑的两帮打木桩作为档土版墙，再由坑尾端向下开挖成为竖井，在竖井底部开拓平巷；为了保障生产安全，采用木质支护框架［（３２）］，专家们认为这些遗迹表明当时人们已掌握了比较完备而又自成系统的采矿技术［（３３）］。如果考虑到一种先进技术的形成要经历一个发展过程，“蚩尤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３４）］的记载是可信的，也就是说，虎方的采矿业早在夏初就已产生，其渊源甚早，铜岭Ｊ［，１１］号竖井也是目前国内乃至国际上最早的采铜遗存［（３５）］。虎方丰富的铜矿资源和源远流长的采矿术正是其青铜文化繁荣发达的深厚的基础。

　　在冶铸方面，湖南费家河遗址发现了二十多座商代晚期的炼炉［（３６）］；江西瑞昌铜岭村附近发现了成片的红烧土和大量炼渣堆积，早期地层所采取的古代炼渣，经分析，含铜量仅０．３３４％，炼渣多为片状，色黑，表面有波纹，表明炉况正常，有较好的流动性［（３７）］，它从深层透视出当时人们已掌握了较为先进的冶铜技术；吴城７４ＦＴ［，１３］Ｈ［，６］为一个圆形坑炉，坑壁上附着一层铜渣，坑内出土了一批石范、泥芯［（３８）］，这些冶铜遗迹足以说明虎方出土的青铜器是本地铸造的。 

　　作为青铜器制造的铸型有石范和泥范两种，石范多为本地所产的红色粉砂岩，质地松软，便于挖凿，主要是工具范、武器范和马车饰件范。石范在本地区很盛行，仅吴城一地，就出土了三百多块石范。一般说来，石范是早期铸型，至青铜铸造业高度发达的商周时代，便被更为先进的陶范所取代。可是，商代的江西，石范仍很普遍，并一直沿用到西周，过去一直都以此为依据，断定江西地区在商代冶铜技术还很原始。新干大洋洲出土大批铸造精美的青铜器，向我们展示了这一地区高度发达的陶范技术，无论是铸造技术还是工艺水平，都已达到了甚为成熟的地步，并非停留在仅仅使用红铜和石范铸器的原始阶段。据研究，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铜器以浑铸法成形，也有一部分通过分铸法铸成，这两种方法都运用得很娴熟，其材质主要是铜、锡、铅三元合金，从主要合金成分看，新干青铜器的成分与二里冈时期高锡青铜或高铅低锡青铜都不同，很接近殷末周初时期的青铜合金。从微量元素看，其杂质的含量不仅比二里冈和殷墟前期青铜器的低，而且比殷末周初，乃至秦汉、明清时期铜合金都要低（一般为１―２％）。这说明新干青铜器的原材料是用很纯净的铜、锡或铅配制而成的［（３９）］。湖南出土的青铜器多属高锡、高铅青铜，其含量比同期中原地区的青铜器要高得多［（４０）］。含锡、铅较多，既可以降低铜的熔点，又可增加铜器硬度和光泽度，是冶铸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这一切都表明，商代虎方的青铜冶铸水平已达到相当的高度，并不比同时期的中原地区逊色。　　　　　　　　　　　　　　　  

　　虎方青铜冶铸术的另一个特点是红铜与青铜并用［（４１）］。红铜器也称紫铜器，一般也认为是冶铜原始阶段的特征，可是，在青铜冶铸水平高度发达的虎方，商周时期仍很盛行。如湖南出土的大铜铙、江西吴城出土的铜鼎足等器物，铜的含量都在９０％以上，有的甚至超过９９％［（４２）］，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大钺上还使用了错红铜装饰工艺，这是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错金技术实物［（４３）］。红铜熔点低，难以成形，虎方先民却制造了造型精美，器型高大的红铜器，从一个侧面说明他们已掌握了很高的冶铜技术。 

　　虎方地区石范与陶范、红铜与青铜并存这一现象是过去我们不曾想到过的，它告诉我们：石范与红铜并非仅仅是冶铜初始阶段的现象，它们很有可能属于不同的工艺传统，虎方可能是石范和红铜工艺传统的发祥地［（４４）］，当陶范和青铜工艺传入此地后，石范和红铜工艺仍循着自己的轨迹发展。石范与陶范相比，有能反复使用、取材方便等优点，对于制造成形容易、工艺简单的工具、武器来说，还是比较适用的［（４５）］，故而并没有被中原传入的陶范技术所完全取代。

　　器种与组合。虎方出土了一千多件青铜器，器种很丰富，有一部分器物颇具地方色彩，为中原地区所不及。 

　　虎方地区迄今所出青铜器中，容器类有鼎、鬲、簋、尊、卣、瓿、豆、壶、瓒等十余种；乐器类有铙、ｂó＠④二种；生产工具有犁、耒、耜、＠⑤、铲、斧、ｑｉāｎｇ＠⑥、锛、镰、ｚｈì＠⑦、ｊｕé＠⑧、刀、凿、锥、钻、削等十余种；武器类有矛、戈、勾戟、钺、长条刀、剑、匕首、镞、胄等十余种，可以说，中原地区所有的，除觚、爵外都有［（４６）］，而且还有诸如ｚｈì＠⑦、耒、钻、＠⑤、勾戟、单翼镞、瓒、剑等器种，系首次出土，填补了商代青铜器的很多空白。 

　　虎方青铜器群也有一套特殊的组合方式。在青铜器之中，容器和乐器的灵敏度最高，容器是祭祖享神时煮牲、盛牲之物，乐器是娱神之物，容、乐器的组合是一定社会集团所奉行的礼仪制度的物化形态，“器以藏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４７）］。“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４８）］。因而作为礼器的容、乐器的组合方式可以体现使用者的族属和社会风俗习惯。

　　虎方的青铜礼器组合表现为以鼎、鬲为中心的“重食组合”加乐器大铙，与同时期中原地区通行的以觚、爵为中心的“重酒组合”加编铙的礼器组合方式判然有别［（４９）］。虎方出土了二百多件青铜容器，唯独缺少觚和爵两种中原殷商民族不可或缺的酒器，也就是说，虎方文化将“觚爵”酒政阻挡在长江中游以北。觚爵是殷人酒政的重要代表物，在中原殷人墓葬中，只要有青铜器，一定少不了觚和爵这两种最为基本的酒器，即使是至西周中期的殷遗民，虽然已国破家亡、部族瓦解了几百年，仍然顽固地坚守这一礼俗［（５０）］，殷人对觚爵的迷信，由此可见一斑。因而，觚爵的缺少，从深层向我们表明：很有可能虎方与中原殷人并非同族，可能分属不同的政治集团，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

　　虎方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的樊城堆文化中的陶器组合方式就表现为以鼎、豆为中心的重食组合［（５１）］，与同时期中原地区龙山文化中的尊、＠⑨、＠⑩为中心的重酒组合方式不同，也就是说，虎方地区青铜容器的重食组合早已孕育在本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有深厚而悠久的文化渊源。

　　造型与纹饰。造型艺术和装饰花纹受到文化传承、风俗习尚、生活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是分析青铜器风格的两个重要内容。 

　　虎方青铜器群的造型与纹饰有如下三个明显特征，其一，青铜容器型制多模仿中原地区，生产工具和武器则富有个性。如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大方鼎、柱足圆腹鼎、胄、大钺等都与中原同类器物完全相同，尤其是带有早期特征的新干大洋洲标本００６号锥足鼎、００８号卧虎大方鼎等表现得更为明显。而青铜工具和武器则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譬如湖南出土的削、江西新大洋洲出土的＠⑤、犁、耒、耜都以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流行的不同类石、骨、木器为原型，是适于南方水田耕作的特有器种，那种造型奇特的单翼镞、勾戟和杀伤力特别强的双翼镂空宽体式镞更是中原地区所不曾见到过的。这一特征是虎方向中原学习礼制的结果。进入商代晚期的虎方，已产生了国家政权，统治者为了加强和神化自己的统治，引进了中原地区的礼仪制度，礼器便是统治者通过对祭祀的独断实现神权统治的保障；可是，工具和武器就不同了，它直接渊源于本地区的生产和生活中，带有很强的区域性，它的传播，往往受到生产和生活条件区域差异的限制，引进的价值也不大，同一时期不同地区通行的工具和武器千差万别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是很好理解的。

　　其二，形体硕大、厚重。带有明显的写实倾向。虎方青铜器中有一批形体硕大的器物，如湖南宁乡月山铺转耳ｌúｎ＠⑾出象纹大铙，重达２２１．５公斤、高１０３．５cm［（５２）］，堪称“中华铙王”；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立鹿ｙǎｎ＠⑿，高１０５cm、重７８．５公斤，系“中华ｙǎｎ＠⑿王”；大洋洲出土的一件大钺，长３５．２、刃宽３４．８cm，是目前所见形体最大的一件；湖南出土的人面方鼎、各种肖形尊、江西新干出土的伏鸟双尾虎等器物都带有很强的写实倾向，造型奇巧，清新秀丽，明显有别于中原地区出土的呆板的肖形器，向人们展示了虎方地区特具一格的青铜器造型艺术风格。

　　其三，盛行虎、羊、牛等动物纹样和几何形纹样的装饰艺术。如江西新干出土的卧虎耳鼎、立鸟耳鼎、立鹿ｙǎｎ＠⑿、四羊ｌéｉ＠⒀、立鸟ｂó＠④、湖南醴陵出土的象尊等器物上装饰的圆雕虎、鸟、羊首栩栩如生。新干青铜器群以云雷纹为主纹、以连珠纹为界纹和高扉棱的装饰手法是中原商器所不具有的特点，富有地方特色的燕尾纹装饰在带有个性的工具、武器上更使人觉得新奇；大铙上的粗线条兽面纹及其它器物上的虎头兽面纹、牛头兽面纹也是其它地方不曾发现过的装饰纹样［（５３）］。　　　　　　　　　　　　　　　 

　　４、文字是人类文明产生的重要标志，商代的虎方，已有自己的文字系统。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虎方的商代金文很少，仅见新干大洋洲标本４０１斧币上的铭文“珏”［（５４）］和湖南人面方鼎上的铭文“大禾”［（５５）］等少数几例，其构形与结体方式与同期中原地区甲骨文、金文中的同类字完全相同，属同一文字系统。

　　虎方的商代陶文主要是吴城陶文，前后共发现８批近２００个个体［（５６）］，多数是单字，也有４、５、７、８个字为辞句的，多数属吴城Ⅱ期，属Ⅰ期和Ⅲ期的很少，有趣的是，多字为句的陶文均属吴城Ⅰ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唐兰先生认为其中的７４秋Ｔ［，７］⑤∶４６号泥质黄陶罐肩部所刻八字和７４坝基西区取土采取的泥质灰陶钵器底四字与甲骨文中的同类字相类，与甲骨文属同一文字系统；另外两件与商周文字截然不同，很可能是另一种已经遗失的古文字［（５７）］。吴城Ⅱ期的陶文多为单个个体，有少数几个个体也属唐兰先生所说的另一种文字系统，大多数与偃师二里头和藁城台西的陶文形体完全相同，属同一文字系统；吴城Ⅲ期陶文则全部与甲骨文中的同类字相似。吴城陶文中两个文字系统的存在和消长，说明在夏末商初，中原文字传入此地，使这里的文化开始发生变化，至商代晚期，中原文字系统已在这里推广，为下层人民所接受。 

　　综上所述，在彭蠡以西、洞庭以东的平原地区，继“三苗”而起的是虎方文化。虎方的陶器群、铜器群与中原商文化有质的差异，无论是下层群众使用的陶器的组合，还是上层统治者使用的青铜礼器的组合，都与中原殷商民族习惯的组合明显不同，这种差别并不是同一种文化空间分布上的差异，而是创造这两种文化的主人所遵循的礼制不同的写照，是民族同共体不同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虎方文化不是商文化，至多只能称为商代文化。不过，虎方文化中还是带有浓厚的中原商文化因素，尤其是在青铜容器和文字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这可能是虎方在上层建筑方面向中原学习的结果，这也是经济发达而上层建筑落后的民族在国家形态上的一种特征。商代的虎方，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统治者为了加强和神化自己的统治，借鉴中原殷商民族先进的上层建筑，以适应本地区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的需要，当然，虎方统治者对中原文化的借鉴、吸收是有选择的，以不改变本地的社会风俗习惯为前提条件。虎方晚商段文化中土著因素占主导地位，这一现象又向我们表明他们已消化了中原的先进文化因素，成功地完成了的移植，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国力日渐壮大。最近的考古材料表明，商王朝势力退出江汉平原后，虎方有可能乘机北进。湖北武汉市阳逻县香炉山遗址出土的早商段文物与中原殷商文化完全一致；晚商段文物则带有明显的南土地方文化因素，诸如切绳纹粗且深、袋足鬲、几何形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等，与虎方出同类器物如出一辙，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二件带“st”铭文的圆鼎［（５８）］，该铭可以隶定为“戈水”，说明这一考古学文化的创造者是戈人的一支。戈人也是吴城类型商文化的主要居民，有“戈＠⒁”、“戈×”两大支系［（５９）］，香炉山的戈人自称“戈水”，可能与它们居住在长江边有关，两地文化因素的一致，使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们划入同一文化谱系，“戈水”很有可能是从吴城地区迁来的一支戈人。

　　虎方文化的推定，对我们正确认识商代文明无疑是很有帮助的。过去学术界流行的观点是商文化铁板一块，在哪里发现了商式文物，就把它划入商王朝的版图。近十几年来的田野考古出土材料表明商文化周围分布着很多与其平行发展的地方土著文化，如北方的夏家店文化、西方的光社文化，西南的三星堆文化、南方的虎方文化、东方的岳石文化等。商文化是多元的，并非只有中原一个中心，中原商文化与周边方国文化相互交流、相互促进，从而形成了灿烂的殷商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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