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定王十四年至十六年(公元前455―前453年)，晋国赵氏军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古城营)与知氏、韩氏、魏氏联军进行的城邑攻守战。

　　晋国知氏、赵氏、韩氏、魏氏四卿，于十一年，在内部兼并之战中消灭中行氏和范氏并驱逐晋出公后，掌握了晋国大权。其中知氏势力最大，其主知伯(即知瑶)在朝专权。十四年，知伯仗权势向韩氏、魏氏索地。韩康子、魏桓子惧其以武力相加，被迫各送一万户之邑。知伯又向赵氏索取皋狼(今山西离石西北)及蔺(今山西离石西)。赵襄子(即赵无恤)因过去曾受知伯侮辱而予以拒绝。知伯联合韩、魏两军，组成三族联军攻赵。赵襄子居耿(今山西河津南)，因城简陋不能御敌，令延陵生率车，骑部队先行，自率大军随后，到人心向赵的大城晋阳防守。晋阳城墙完整，府库器用充足，仓廪粮草实备；而且，宫殿四周茂密环生可用来造箭杆的“荻蒿”、“楮楚”，高十余丈。赵襄子下令大造弓箭，积极备战。知伯率联军到晋阳后，即发动强攻。赵军依托城墙工事，坚守三月，联军始终未能攻克。知伯见强攻无效，便改用围困及水攻的战术，切断所有出入通道；决开汾水灌淹晋阳城。大水淹没城内“三版”(六尺)，时间长达三年之久。城内生活非常困难，粮食即将断绝。人们悬釜(炊具)做饭，搭棚居住，士兵体力下降，群臣中投降、外逃的思想也与日俱增；晋阳形势极为严峻。十六年，赵襄子在危机之时，果断采取分化瓦解联军，策反还击的对策；他派丞相张孟同暗地去见韩康子、魏桓子，用“唇亡则齿寒”(《战国策・赵策一》)的道理说服他们与赵联合，共同对付知伯。知伯属臣知过遇张孟同，发觉韩、赵两氏可能倒戈，马上报告知伯，建议速杀韩康子及魏桓子，或者以重贿收买二人身边谋臣。但知伯并不重视，未采纳知过的建议。赵襄子担心事情有变，连忙通知韩、魏当即行动。三月丙午日夜，韩、魏军秘密出动，杀死守河堤的知吏，突然决堤放水反灌知军。知军因忙于救水而陷于混乱。韩、魏军急从两翼进攻。赵襄子则亲率精锐从正面出城反击，大败知军，擒获知伯，遂解晋阳之围。赵、韩、魏三卿杀知伯而三分其地，灭亡知氏族，壮大了三族的力嚣扒从此形成“三家分晋”的局面。

　　点评：晋阳之战从规模上说，在战国时期算不上什么大战，但却是一次很有特色、意义深远的战争，它既是战国也是中国战争史上封建兼并战争出现的标志，又是一场以弱胜强、败中取胜的城市防御战。赵襄子善于利用民心，激发士气，挫败了知伯围攻孤城、速战速决的企图；当知伯以水灌城，守城斗争进入最艰巨的阶段时，赵襄子及守城军民又临危不惧，誓死抵抗，并利用韩、魏与知伯的矛盾，加以争取，瓦解智伯的战线，使其陷于彻底的孤立，为尔后的决战创造了有利的态势。当“伐交”斗争取得成功后，赵襄子又能制定正确的破敌之策，巧妙利用水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水倒灌知伯军营，予敌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并及时把握战机，迅速全面出击，取得了聚歼敌人的彻底胜利。由此可见，赵襄子在晋阳之战中表现出卓越的政治、外交、军事才能，不愧为当时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知伯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咎由自取。他恃强凌弱，一味迷信武力，失却民心，在政治上陷入了孤立。四面出击，到处树敌，在外交上陷入了被动。在作战中，他长年顿兵于坚城之下，白白损耗许多实力；他昧于对“同盟者”动向的了解，以至为敌所乘。当对方用水攻转而对付自己时，又惊恐失措，未能随机应变，组织有效的抵御，终于身死族灭，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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