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子》一书中《天官第一》有“梁惠王问尉缭子曰”句，因此，一般都认为他是梁惠王（亦称魏惠王，公元前370～前319年在位）时人。尉缭的战功政绩虽鲜见于史书，但他却是一个有才能的军事理论家。《尉缭子》一书所表述的军事思想，代表了战国时期我国军事思想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流派，也是当时山东各国变法图强、建立封建主义制度的政治思潮在军事上反映的产物。

　　《尉缭子》现存最早的版本是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竹书抄本，惜为残简。现存最早的刊本为宋《武经七书》本。后世诸多丛书本大都源于此本。建国后研究《尉缭子》的主要成果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尉缭子注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尉缭子注释》、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尉缭子校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竹简帛书论文集・尉缭子觏证》、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尉缭子浅说》。

　　《尉缭子》自汉以后，历代均有著录，然而卷、篇数不等，有五卷、六卷之分，有三十一、二十九、二十四、三十二篇之别，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流传中有佚失，二是分篇不同。今传世本共二十四篇，其篇目为：天官第一、兵谈第二、制谈第三、战威第四、攻权第五、守权第六、十二陵第七、武议第八、将理第九、原官第十、治本第十一、战权第十二、重刑令第十三、伍制令第十四、分塞令第十五、束伍令第十六、经卒令第十七、勒卒令第十八、将令第十九、踵军令第二十、兵教上第二十一、兵教下第二十二、兵令上第二十三、兵令下第二十四。

　　《尉缭子》继承并发展了《孙子》、《吴子》等兵书的军事思想，且具有战国后期的时代特点。在战争观上，它反对用唯心主义的天命观指导战争，提出“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进步观点；认为战争有正义与不义之分，反对不义之战，支持正义战争。它主张“王者伐暴乱”的战争要以“仁义”为本；认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既要慎战，又不能废战。

　　在战略上它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这集中反映在它对军事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的论述方面。它把军事和政治形象地比喻为“植”、“种”和“表”、“里”，指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意思是政治是根本，军事是从属于政治的，这与两千年后的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经济是治国之本，是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主张发展耕织。

　　《尉缭子》注重战前思想、物质和组织的准备，主张“权敌审将而后用兵”，“凡兴师，必审内外之权，以计其去，兵有备阙，粮食有余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后兴师伐乱，必能入之。”注重奇正的灵活运用，认为“故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主张集中，认为“专一则胜，离散则败。”进攻时，主张出其不意，先发制人；防守时，主张守军和援军要中外相应，守与攻相结合。

　　《尉缭子》的治军思想很丰富，它重视将帅的政治品德和个人模范作用，要求将帅秉公执法，恩威并施，吃苦在疥，临战忘身，为人表率；重视部队的行政建设，制定了较完备的战斗、内务、纪律条令，是研究先秦军制史的重要资料；注重军队的训练，论述了训练的目的、方法、步骤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提出从最基层起逐级教练，最后合练的训练方法；重视赏罚，提出“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的思想，在书中记述有各种赏罚的具体规定和要求。

　　《尉缭子》问世后，受到历代统治者和兵家的重视。唐魏徵将其收进用于经邦治国的《群书治要》之中，宋代被官定为武学经书，后世兵家多有引述。它很早就传到日本，日本研究、译注《尉缭子》的兵书有庆长十一年（1600）元佶《校定训点尉缭子》、林道春《尉缭子评判》等三十余种。此外还有朝鲜刊本。

　　《尉缭子》是一部具有重要军事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兵书。同时也应看到《尉缭子》中也存有封建糟粕，如鼓吹用严刑酷法来维持纪律的执行等，是剥削阶级军队官兵对立的产物。我们应该一分为二，用扬弃的观点来看待这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