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辞世。二十年过去了，很多读者依然深深地怀念他。汪曾祺的一生，没有大起大落，更多的是细水长流，随遇而安。正如沈从文所言，汪曾祺是“大器晚成，宠辱不惊”。

　　斯人远去，其文永流传。怀念汪曾祺，最好的方式就是阅读汪曾祺。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在整理出版新版的《汪曾祺全集》，并将于今年年底推出。这套全集不仅纠正了以往版本中的诸多错讹，还新收了为数不少的佚文佚信。

　　笔者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汪曾祺全集》的一位编辑，在整理过程中，记下汪曾祺少为人知的二三事，以示纪念。

　　汪曾祺的1980年

　　汪曾祺最早被广大读者熟知，是因了1980年的那篇著名的短篇小说《受戒》。其实，在这之前他已经创作了为数不少的作品，只是不为大多数人所知。伴随着《受戒》的成功，汪曾祺开始在文坛走红，紧接着作品一发不可收，最终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当时，汪曾祺已满六十岁，花甲之年“出名”绝非意外惊喜，实则水到渠成。

　　对汪曾祺而言，1980年是他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的年份。较之“文革”结束之后的最初那几年，汪曾祺那年的心境要好得多。当时的汪曾祺，生活归于平静，于是他也有了重新拿起笔来的冲动。

　　当年一月，他创作短篇小说《塞下人物记》，后发表在《北京文艺》（《北京文学》前身）1980年第9期。三月，迎来他的六十岁生日，当月创作小说《黄油烙饼》。五月，重写小说《异秉》，文末写着“一九四八年旧稿，一九八○年五月二十日重写”。除此之外，汪曾祺还写了《沈从文和他的〈边城〉》、《与友人谈沈从文》、《果园杂记》、《裘盛戎二三事》等散文作品。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似乎都为《受戒》的“横空出世”做着铺垫。

　　《受戒》完成于1980年8月12日。一开始，只是在北京京剧团内部传阅，汪曾祺的同事杨毓珉读了之后感觉“味道十分迷人，可是回头一寻思，又觉得毫无意义”。在北京文艺界的一次座谈会上，杨毓珉说起最近他们单位有人写了一篇“味道十分迷人”的小说。这番话恰巧被当时《北京文学》的负责人李清泉听到，于是李清泉委托杨毓珉请作者把稿子寄到编辑部。

　　散会后，回到单位李清泉还不放心，特意叮嘱了《北京文学》小说组的同事。过了一段时间，汪曾祺把《受戒》寄到《北京文学》，并随附了一纸短简，其中写道：发表它是要胆量的。面对这样一部“味道十分迷人”的作品，李清泉“手里拿着《受戒》也不是不认真端详，无奈正面看，反面看，斜侧着看，怎么也产生不出政治联想，看不出政治冒犯，反而觉得这回鼓足了胆量也白扯。”（李清泉《关于种种》《北京文学》1987年第9期）

　　凭着“艺术的胆量”，李清泉毫不犹豫地签发了《受戒》。作为《北京文学》1980年第十期“小说专号”中的一篇，《受戒》甫一面世，就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正如汪曾祺所言：“《受戒》的产生，是我这样一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

　　这样一部独特的作品，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绝对让人眼前一亮。最终，《受戒》荣获《北京文学》当年的优秀短篇小说奖，汪曾祺也开始被广大读者所熟知。

　　正如李清泉所言：“《受戒》又有点像投石问路，心地踏实了，才好照着他认定的路子继续翱翔。”《受戒》发表之后的种种利好局面进一步激励了汪曾祺，“老夫聊发少年狂”，汪曾祺的创作才能喷薄而出，《岁寒三友》、《大淖记事》、《故里三陈》等脍炙人口的名篇接连问世，一个被埋没了多年的作家最终浮出了历史的地表。

　　西南联大“好同学”

　　《受戒》的发表，离不开李清泉的慧眼与胆识。同时，也不能忘记杨毓珉的功劳。正是杨毓珉“味道十分迷人，可是回头一寻思，又觉得毫无意义”的那番话引起了李清泉的极大兴趣，间接促成了《受戒》的面世。对此，李清泉曾坦言“一个在轰轰烈烈中，度过了一生或半生的人，容易把意义都集中于轰轰烈烈，以此去看待别样的事物，这是一种可以体谅的心理情绪积淀”。

　　杨毓珉之所以觉得《受戒》“毫无意义”，这与他的一生几乎在轰轰烈烈中度过有莫大的关系。而至于“味道十分迷人”，则是因为《受戒》写的是“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写的是中国人的人情、人性、人之欢娱，写的是他和汪曾祺都曾亲身经历过的最质朴最美好的情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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