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倪方六

　　昨天是“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今年的主题是“网络诚信、消费无忧”。“网购”是在电子商务基础上迅猛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交易方式，其实在中国古代也有“网购”，古汉字中的“买”与“卖”都与“网”字有直接关系……

　　古代也有“网购”吗？

　　《说文解字》：买“市也，从网，从贝。”

　　“买”与“卖”分别写作“買”、“賣”，是会意字，两个字里都有“罒”。这个罒其实是原始的“网”字，系出现最早的古汉字之一，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称：“网，庖牺所结绳，以渔。”

　　已发现甲骨文中的“网”字有四种写法，其中一种写作“(见版面)”。为什么“买”与“卖”在造字时都用到罒？这是因为下面的“貝（贝）”。贝，是贝类动物的硬壳，早期人们用其来充当等价交换物，即现代流行的货币，《说文解字》谈到“贝”时便称：“古者货贝而宝龟，周而有泉，至秦废贝行钱。”

　　甲骨文也有“買”字，上“网”下“贝”，《说文解字》释称，“市也，从网，从贝。”繁体“買”可以有两种理解，其一是“张网捞贝”，这是从上往下看，是本义，其引伸意思相当明确了——张开大网，捞取钱币。《孟子》称：“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而罔（网）市利。”俗话将做买卖说成“捞钱”，最早源头即出于此。另一种理解是“以贝网物”，现代已故古文字学家商承祚在《殷契佚存考释》中称：買字“象以网取贝之形”。这是从下往上看，是会意，意思是用“货币（贝）”来“网购”物品为已有。这是真正的的“买”，与眼行的“网购”含义并无不同——虽然此网购非彼网购。

　　“卖”字的出现应该比“买”字晚，甲骨卜辞中没发现此字。繁体賣字虽然是“士”头，但《说文解字》将之归为“出”字部。为什么？因为卖字原本是“出”头，篆书就是这种写法。卖与买的行为正好相反，卖是“出货”，用物品换成钱币（贝）。至于繁体賣为什么是“士”头，应该是古人为书写方便将“出”省了笔划。如今更简化，“士”变成了“十”。

　　买与卖，一进一出，就是古人做生意和“网购”的全部，所以古人常将做生意说成做买卖。

　　古人如何“以贝网物”？

　　《论语·为政》：“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古人将做生意视为一门学问，称为“治生之学”，民间俗称“生意经”。最擅此道的学者是先秦人白圭，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称，“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白圭擅长商业分析，做生意“乐观时变”。他能根据星象变化，分析出气候规律，推测来年收成的好坏，以确定是买还是卖，这简直就是现在的“大数据分析”。白圭做生意如同打仗，做到“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自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古人“以贝网物”的基本原则是“待乏”。《国语·越语上》中说：“臣闻之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大概意思是，会做生意的人，夏天收皮毛，冬天购夏布，天旱买舟船，水涝置车辆，这都是为物品缺乏时准备的。

　　“待乏”要求生意人要摸透市场行情，掌握消费规律，备货要有预见性。在这方面，越国大夫范蠡是高手，范蠡自号陶朱公，人称“商圣”，就是因为他太会做生意了。范蠡的商业思想全在“计然之策”之中，体现于“积著之理”。

　　古代经商捞钱的技巧很多，“待乏”仅是商道之一，如先秦时，还有子产的“市不豫贾”、子贡的“物以希为贵”、墨子的“轻重贵贱”、孟子的“市贾不二”、荀子的“以一易一”……当然，这些商道的基础都是构建在“诚信”二字之上的。何谓诚信？《礼记》称：“是故贤者之祭也，致其诚信，与其忠敬。”诚信乃儒家为人之道，立身处世之本，所以孔子在《论语·为政》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这里说的诚信虽然是指为政和做人，但也是做生意的道理——中国传统“儒商”的一大特征，就是讲究信誉，追求诚信。

　　古代怎么让消费者“放心购”？

　　《唐律疏议》：“有行滥、短狭而卖者，各杖六十。”

　　诚信乃经商之本，但缺乏诚信的商业行为古已有之。据《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认为如果能做到“市贾不贰”，则“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

　　有一个叫虞孚的商人，曾向范蠡的老师计然学习经商之道，学会了种漆树的技术。虞孚听从大舅子的建议，将漆运到吴国去卖，在漆中掺假导致血本无归：“虞孚不能归，遂丐而死于吴。”这是明刘基《郁离子》所记的一则奸商案例，以此告诫商人“诚信兴利”的道理。

　　如何让消费者得以“放心购”？实行“商品质量准入制”是古代采取的手段之一，先秦时叫“伪饰之禁”。《礼记·王制》记载，周王朝规定有14类货物不准上市交易，其中7类涉及质量问题——日用器具不合规格（“用器不中度”）、军用车不合规格（“兵车不中度”）、布帛精粗不合格、幅宽不够（“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服装器具颜色不对（“奸色乱正色”）、五谷瓜果不成熟（“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在适宜季节采伐的木材（“木不中伐”）、不在当季捕猎的禽兽鱼鳖（“禽兽鱼鳖不中杀”）等，均“不粥于市”。

　　隋唐时，这种“商品质量准入制”被称之为“行滥之禁”。什么叫“行滥”？“谓器用之物不牢不真”；“短狭”则指“绢不充四十尺，布端不满五十尺，幅阔不充一尺八寸。”唐朝规定，凡质量不行、尺寸不合格的商品都不可以入市交易。《唐律疏议·杂律》“器用绢布行滥”条规定：“有行滥、短狭而卖者，各杖六十。”一经查出，“以伪滥之物交易者，没官；短狭不中量者，还主。”为了落实商品准入制，唐朝还设有“市吏”，对入市货物进行检查，如果有问题商品入市，责任人要受处罚，知情不查处，与“卖者同罪”。

　　“伪饰之禁”和“行滥之禁”很像是古代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它贯穿于整个古代商品交易中。

　　古代经商是否“实名制”？

　　《唐六典》：“仍题工人姓名，然后听鬻之。”

　　在实行“行滥之禁”制度的的同时，古人还想到了“商人实名制”，古称“市籍”。秦汉时这种“实名制管理”已经确立，城市中列肆贩卖的坐贾，都须加入“市籍”。尽管其初衷并非是出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考虑，但客观上却有效约束了商人的交易行为。据秦汉七科谪法，贾人及“尝有市籍”，“父母有市籍”，“大父母有市籍”者，与刑徒、贱民一起，被列为谪戍对象，派遣到远方去服苦役和戍边。《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而发天下七科适（谪），及载糒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

　　到了清代，这种“商人实名制”又被称为“商籍”。据《清史稿·食物志一》“户口田制”条，清朝有4种户籍，“商籍”为其中之一。商人如果是在城里做生意，还要有“营业执照”，如无印照，即属于非法交易行为（盗卖）。而且，实名登记以后，不准更名。

　　这种实名制还有另一种表现形式：在所售货物上署名，以示对商品质量负责到底。据《唐六典·太府寺》“两京诸市署”条：“凡与官交易及悬平赃物，并用中贾。其造弓矢、长刀，官为立样，仍题工人姓名，然后听鬻之；诸器物亦如之。”意思是，凡与官府交易及处理拍卖赃物，都用中等价格，制造弓剑、长刀由官府定出规格，题上工匠的姓名，然后才允许上市交易；其他器物的上市办法，也依此规定。

　　这种在物品上写名字的做法又叫“勒名”，除了运用于商品交易，在古代工程建设中也可以看到，如明朝南京城墙的建设用砖，每一块都刻有匠人或责任人的名字。这种带名字的砖，在北京的城墙上也有不少。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勒名”法起初也有商人主动使用，在防止自己的商品被恶意调换、假冒的同时，还能扩大知名度，这种做法到后来则演变成了“招牌”和“商标”。（倪方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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