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梅 杨汨

　　2016年，新英格兰的深秋，正是红叶最美的时候，我们两个同在哈佛大学访问的密友坐在怀德纳图书馆二楼的小过厅谈天说地，忽然聊起了杨汨的导师迈克尔·威策尔教授——这位几十年如一日埋头于故纸堆中，专心研究梵文古文献的学者，究竟为什么在接近古稀之年开始了大部头的创作，焕发了学术上的青春？抱着求解的好奇心，加上又受《中国社会科学报》之托，我们来到威策尔教授环壁皆书的办公室，愉快地开始了访谈。满头白发的威策尔教授精神矍铄，从介绍其新作《世界神话起源》开始，回答了我们关于神话的起源、世界各民族神话的异同和他书中揭示的天下神话源于非洲等方面的问题。

　　迈克尔·威策尔（Michael Witzel，1943— ），哈佛大学南亚系教授、国际比较神话学会主席。他早年在德国学习印度学，1986年起执教于哈佛大学，因其对吠陀梵语方言、早期印度历史与吠陀宗教信仰发展史、南亚史前语言学等的精深研究而闻名于世。他早期关注吠陀经的研究，后日益关注吠陀经文本的地方化以及印度早期历史证据研究。自1990年开始，尤其是2001年以来，他致力于研究古印度、欧亚大陆以及其他地域神话间的彼此关联，发起成立了国际比较神话学会并担任主席。其主要著作有《吠陀中的神奇思想》（1979）、《文献内，文献外——吠陀研究新方法》（1997）、《世界神话起源》（2012）等。

　　通过比较重构古神话的共同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尊敬的迈克尔·威策尔教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神话学研究是洞察世界的一扇重要窗口，对于一个国家的文明史而言，神话学研究具有追根溯源的重大意义，特别是在中国提倡文化自信的大背景下，神话学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找到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文化支点。能否请您谈一谈，您是怎么开始对神话学研究感兴趣的？又是如何投身这一研究领域的？

　　威策尔：对神话学的研究兴趣可以追溯到我的学生时代。那时候（20世纪60年代末）我爱阅读古印度、古伊朗和其他印欧语言神话的原文，已经注意到欧亚神话有某些重叠，只是没有去系统地研究它，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研究古代印度和来自伊朗的文本，还有其宗教信仰、仪式、历史以及它们对现代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不过对神话学我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1990年，恰好当时我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学术休假，于是我便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到比较欧亚仪式、神话之间的相似性和共同点上，后来这种比较范围扩大到了全世界。当发现欧洲和亚洲某些神话之间存在高度相似点后，我决定聚焦于此，并展开系统的研究。为让神话的相似点更加清晰明了，我后来制了一张对应表，这张表囊括了冰岛、罗马、希腊、圣经旧约、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玛雅、伊朗的波斯古经、印度吠陀和日本神话等。令人惊讶的是，印度吠陀神话和日本神话虽然在时空上隔着很远的距离，却有许多不易被解释的共同特征。因此我很好奇，想找到一个解释，一个迄今为止尚未有其他学者给予的解释，这促使我寻找更古老的“共同起源”。后来，我利用学术休假时间，全身心投入到对不同神话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上，并将这个新的研究领域命名为“劳亚古大陆神话学”（Laurasian）。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神话学研究打破了以往纯文学、历史及哲学的研究范式，利用文献学、语言学、考古学、遗传学及其他科学方法，来研究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形式的神话，研究不同民族的神话起源与流布，将业已消失的神话与现存的神话进行比较研究，可以说开辟了神话学研究的新范式。作为历史信息的储存库，神话其实蕴含着丰富的内涵。请问您如何用神话学揭示人类文明的起源？

　　威策尔：首先，我们必须重构早些时期的神话等级，例如，先是印欧神话，随后是诺斯特拉神话、欧亚神话和劳亚古陆神话。然后，我们必须重构撒哈拉以南非洲、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和一些其他人种（例如安达曼人、印度南部尼尔吉里山上的托达人、马来亚的塞芒人、菲律宾的阿埃塔人）的“南部”神话。通过主要的神话体系——北部劳亚古陆神话和南部民族神话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神话的一些共通点：例如，世界范围内都存在着有关洪水的神话，存在着人类是由一个高高在上的神或由神的儿子创造的神话，存在着关于人类早期的恶行和傲慢的神话，还有关于死亡怎样产生和出现的神话。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研究角度和纯粹历史学或者考古学的研究角度有何不同？相对于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神话学的价值究竟在哪？

　　威策尔：从比较和历史相结合、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角度研究神话，能告诉我们人类在发展为智人（Homo sapiens）的过程中，其不同阶段状况反映在精神、仪式、社会这三个层面上的信息。某些神话包括仪式被某一个社会认为是必须的，例如印度文化中最基本最古老的“三债”观念，即：欠神、祖先和原始先贤的债；或是中国文化中与此类似的强调尊崇祖先的观念；或者是犹太教—基督教中强调听从上帝的命令。我们喜欢把这种不断强化的观念称为“路径依赖”，这些观念会对未来产生重要影响，也是各区域文明赖以建立的基础。这一点，在马林诺斯基提出的神话是信仰的“社会”学说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它告诉我们，为什么即使在今天，我们的行为举止也必须符合某种方式，因为始祖和神灵一开始就是这样做的。

　　就中国的情况来说，对适当的行为和仪式的强调在孔子及儒家思想中得到进一步强化，即使是在今天，他的思想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在师生关系、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上。这种基于“以人为本”，而不是基于来世回报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将中国及东亚与欧洲、美洲、印度和近东文明区分开来，这些文明全都强调将来的奖赏，无论是在天堂还是在尘世度过下辈子。

　　然而，如果仅仅是依靠纯粹的历史学方法，就只能向上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的书面文献。尽管考古可以提供帮助，但是考古的局限又在于古老的、没有文字的材料并不附带任何解释，因此，我们必须自己去解释它。事实上，试图去解释古代印度河流域文明（前2600—前1900）的众多理论是多么深奥和难懂，从中就可以看出这类解释工作是多么困难。他们的建筑、工具、图形等讲述了一个个故事，但是这些故事并没有传递出多少有关他们古老信仰体系的信息。举例说明：我们一直坚信玛雅文明是和平的文明，然而，直到他们的铭文几十年前被破译，才证明他们一直就像其他民族一样好战。

　　相比之下，通过比较来重构古神话之间的共同点（如劳亚古大陆等），我们就能了解到很多关于公元前3000 年之前的信仰体系和社会的知识，从而最终得知人类迁徙离开非洲东部的时间——大约是在6.5万年前（也有人说是10万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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