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史学以古典主义为特色，以事实为依据，注重各类史料的考证和辨析。这时期的史学既是对古典史学的继承，也有超越的一面。在博古学的影响下，史料的范围得到很大扩充。而史料的考辨，则明显受惠于修辞学。这是人文主义史学走向实证的内在理路，再加上对多学科方法和手段的利用，已展示出新的史学风貌，有助于19世纪孔德实证主义哲学影响下实证主义史学的形成，在西方史学从古典走向现代的进程中，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

　　关 键 词：文艺复兴/意大利史学/古典主义/史料考证/实证史学

　　项目成果：本文是四川大学985工程三期建设项目“区域历史与民族研究创新基地”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批号：skqy201313)的支持。

　　作者：孙锦泉，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一般的看法，实证主义史学是一支19世纪史学流派，与兰克史学和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密切相关。①实证主义史学强调重构并再现真实的历史，让历史事实说话，而史料的真实至关重要。兰克坚持历史学家必须严格地使用同时代的资料作史料，历史研究必须以原始资料的严谨考证为前提，认为历史学家必须毫无偏见地审视过去，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要“述史如史”(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②。同时，实证主义史学重视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甚至希望将一些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中。

　　但人们较少注意的是，这些实证主义史学的基本特征，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特别是意大利已具雏形。可以说，现代史学的实证倾向，从希腊时期发其端，经文艺复兴时期接其续，后来在实证主义哲学的武装下形成一般认知的实证主义史学。关于人文主义史学的实证特色，过去的研究也曾有所注意，不过更多地将其视为对古典史家(例如修昔底德)的继承，③而较少关注其对后世的影响。其主要原因在于，在十六七世纪之交兴起的“新科学”思潮攻击下，文艺复兴的史学被视为科学史学的对立物，人文主义史学的实证面相也渐鲜为人知。④实际上，人文主义史学有着继往开来的特点，在其对古典时代的继承中，也蕴含着对后世开拓的一面。梁启超曾为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写序，受其感染，把清代学术总结为“以复古为解放”⑤，恰是对文艺复兴一个很好的概括。

　　朗威尔早就提出，现代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期。11世纪已有迹象，12世纪到14世纪有所发展。尤其到了十五六世纪，很多早期观点被剧烈地动摇了，“我们现在知道那是实证主义”，这一变化在17世纪后还在继续不断加速。⑥科克伦后来在讨论巴洛克式史学模式时指出，文艺复兴史家始终坚持古典方式，而巴洛克史家则离弃古典方式，直到18世纪对修辞学的再次重视，史学才超越了巴洛克史学而回到文艺复兴史学之中。⑦换言之，对修辞学的重视，是古代、文艺复兴和现代的共同点，而中世纪和巴洛克时代则相反。如果不拘泥于实证主义的哲学层面，而多从史学方法层面观察，则更能看出文艺复兴史学的承上启下作用。

　　另外，至少在国内，史学界对学术风格和流派的区分有细化的倾向。例如，说到“实证主义史学”，就一定挂靠到实证主义哲学上，因而把长期被视为实证主义史学代表的兰克史学界定为“客观主义史学”，以区别于狭义的“实证主义史学”。这样细致的分门别类或者有助于理解特定的史学风格，但也可能影响对整体史学脉络的把握。实际上，即使视兰克史学为“客观主义史学”的学者也承认，早在19世纪，兰克就被一些西方史家“视为实证主义的思想鼻祖”⑧。直到今天，借鉴自然科学方法、根据原始资料特别是档案资料再现真实的历史，仍是西方学界认知中“实证主义史学”的基本特色。

　　同样，也受分门别类倾向的影响，过去往往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家进行区分，然后据此整体评述，将布鲁尼、和圭恰尔迪尼归为“政治修辞派”，强调其共性，而忽视其具体研究方法上的差异。然而欧洲学术门类的严整划分是后来的事，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通人辈出的时代，那些人不仅所治甚宽，往往还是政界高官，颇类似中国的王安石、司马光等人。他们的自我认同本不必是史家，更不是某个史学流派的成员，像“政治修辞派”这样的概括共性，不能掩盖其在特定著述中不同的方法和个性。尤其对于那些跨越中世纪承接古典开宗立派的人物，即使同一个人，也可能既开拓了一种趋向，自己也有某些方面的缺陷。如不少人都注意到兰克对圭恰尔迪尼著作的批判，却忽略了兰克对其史学倾向的认可。⑨对两方面均衡看待，更有利于认识文艺复兴时代史学对后世的影响。

　　本文不拟拘泥于流派、风格的细致划分，在不否认群体史家共性的基础上，更多地从方法的视角探索不同流派之间的共通取向，侧重史料学和史学观念的转变，以考察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学的“实证”取向。并以此延伸，简单俯瞰在意大利史学影响下的欧洲史学的“实证”样态。通过展现不同时代学术风格历时性的共同之处，揭示实证主义史学的前期脉络。总体来说，本文只是一个倾向性的论证，至于对具体史学作品的分析，需要另文进一步探讨。

　　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以古典主义为特色，以事实为依据，尤其对于史料的批判、考证和使用，以及史料类型的拓展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已经有清楚的认识和较广泛的学术实践。那时史学的古典主义与实证倾向本是相通的，对古物、古建筑的崇尚带动了实地考察，开现代考古学的先河；为史学提供实物材料的同时，又启艺术史的先声。而对经典的推崇，强化了文本准确的必要性，促生了文献的批判和考证；其对经典的扩充与文本解读的方法，直接塑造了此后两百年欧洲的阅读规模和阅读习惯。⑩当其作为研究方法运用到经院哲学时，将神学推进到考据辨伪的层次，进而为诠释学所继承。经典既作为史料运用，对经典文本的认知方式和手段就落实到史学之上，稍后为启蒙史学和浪漫主义的历史主义所发扬。(11)

　　简言之，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史学，崇尚古典，博闻强识，注重修辞考辨，其实证学风与中古经院学问在治学方法上颇为不同，可谓孤明先发，已向求真的实证主义过渡，为后来19世纪史学的专业化奠定了基础。当时的欧洲史学虽隐伏在古典主义表象之下，却已是一种交融混杂了世俗的、理性的、实证的、实用的等各种因子的新史学。在这一共同趋向下，各国也有各自的特点。就意大利而言，古典主义和实证史学是自维兰尼(Giovanni Villani,1276-1348年)、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年)奠基之始到圭恰尔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483-1540年)史学理路的一条主线。本文按文艺复兴时期习惯遵循的以人为本的论述取向，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史家的认知，概略地梳理这一史学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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